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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名字是玛丽亚·安德莉雅维娜·欧斯特拉柯娃？”他猛然问道，仿佛这个问题令他害怕。

他说的是法文，但她知道，这不是他的母语，正如她一样。而他字正腔圆地念出她的名字，完整的姓名，也已让她知道他的来处。她立即认出他的发音，和念出这些音的舌形，但她却迟迟辨识不出她之前无法指认的类型，也满心惊惧。

“如果是，那么，你又是什么人？”她昂起下巴，沉着脸反问。

她向前踏进一步。两人的高矮差距显得更加突兀。男子的外貌，显露了他不讨喜的个性。抬头仰望，欧斯特拉柯娃可以清楚看出他的脆弱，一如他的恐惧。他濡湿的下巴浮起狞笑，双唇扭曲，让自己看起来强壮有力，但她知道，他只是为了驱走不可救药的懦弱。他像是个以英勇行为强化自己的人，她想。也或者，是以犯罪行为。他是个没有任何自发行为的人，她想。

“你一九二七年五月八日出生在列宁格勒？”陌生男子问。

她很可能回答是。但事后她却不确定。她看见他疑惧的目光望向逐渐接近的公交车。她看见优柔寡断近乎惊慌失措的情绪攫获了他，令她想到——就后来的发展来看，这不啻为洞烛先机——他可能要迫她就范。他没有，但提出了下一个问题，用的是俄文，而且还是莫斯科官僚那种令人生厌的腔调。

“一九五六年，你获准离开苏联，为了照顾你生病的丈夫，叛国贼欧斯特拉柯夫？同时还负有另一个任务？”

“欧斯特拉柯夫不是叛徒。”她打断他的话，回道，“他很爱国。”她不由自主地拎起购物袋，紧紧抓住提把。

为了盖过公交车驶近的声响，陌生男子提高音量，毫不理会她的辩驳：“欧斯特拉柯娃，你留在莫斯科的女儿亚莉珊卓托我问候你，还有几个官方机构也要问候你。我想和你谈谈亚莉珊卓的事，别搭这班公交车！”

公交车停了下来。司机认识她，伸手要帮她提购物袋。陌生男子压低声音，又说了一句更骇人的话：“亚莉珊卓有很严重的问题，需要母亲的帮助。”

公交车司机唤她上车，好继续上路。他以平日相互开玩笑的方式，故作粗鲁地说：“来吧，妈妈。这种大热天不适合谈情说爱。把你的袋子拿过来，我们走吧！”司机吼道。

公交车里响起笑声，接着有人咆哮——老女人，让全世界都等你好了！她感觉到陌生男子的手非常不专业地抓住她的臂膀，仿佛笨手笨脚的裁缝师摸索着纽扣一般。她挣脱开来。她想告诉司机一些事，但却没有办法；她张开了嘴，却忘记该如何说话。她惟一能做的，是摇摇头。司机又对她吼叫一声，然后挥挥手，耸耸肩。咒骂声此起彼落——老女人，大白天就喝醉了，活像个妓女！欧斯特拉柯娃留在原地，看着公交车逐渐驶出视线，等待自己的视野恢复清澄，心不再疯狂跳动。现在，需要喝杯水的人是我，她想。我够坚强，可以保护我自己。上帝保佑我远离懦弱。

她随他走进咖啡馆，步履蹒跚。整整二十五年前，在劳改营里，她从煤堆上跌下来，腿摔断了三处。就在八月四日——她永志不忘的日子——陌生男子捎来的信息极尽胁迫之能事，让她重新想起尘封已久的跛足感觉。

这家咖啡馆即使不是全巴黎绝无仅有的一家，至少也是这条街上惟一一家既无点唱机，也无霓虹灯的咖啡屋——而且在八月里还开门营业——但屋里几张桌球台倒是从清晨直到夜深都厮杀不断。至于其他人，就只是寻常的日间喧闹，讨论着政治、赛马和其他巴黎人爱谈论的话题；几个妓女一如往常地在一旁窃窃低语；衬衫脏污、满脸不快的年轻侍者，领着他们到角落的一张桌子。脏兮兮的肯巴利酒卷标，标示着这是保留订位的桌子。接着，上演了一段可笑的老戏码。陌生男子点了两杯咖啡，但侍者抗议说，白天保留屋里最好的位子，不能只来喝咖啡；老板可得要付房租呢，先生！陌生男子听不懂他连珠炮似的方言，欧斯特拉柯娃只得替他翻译。陌生男子涨红了脸，点了两份火腿蛋卷加薯条，两瓶亚尔萨斯啤酒，完全没问欧斯特拉柯娃的意见。然后，起身到洗手间重振自己的勇气——非常有自信，竟认定她不会逃开——回到座位时，他脸上的汗水已干，姜色的头发也已梳理整齐，但他们现在身处室内，他身上的臭气让欧斯特拉柯娃想起莫斯科的地铁、莫斯科的电车和莫斯科的审讯室。他从洗手间走回座位的这段短短路程，比起他所曾告诉她的任何一句话，更加让她确信自己心中早已存在的恐惧。他是他们之间的一员。那压抑的得意阔步，脸上精心掩饰的残暴兽性，他这会儿把手腕笔直摆在桌上的沉重神态，还有假装不情愿地从篮中捻起面包，仿佛以笔蘸墨般的作态——无处不勾起她最丑恶的回忆，一个饱受屈辱的女人在莫斯科狠毒官僚体系重压下生活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