肆、各方反应(第4/7页)

其实,曾国藩之前主持平定太平天国时,就曾在日记中相继记载了其处理洋务时的主张:“此前英法联军进入北京,不伤毁我宗庙社稷,眼下在上海、宁波等处帮助我大清王朝攻打太平军和捻军。二者皆有德于我。中国不宜忘其大德而计较小怨。”在他看来,英法联军打入北京烧杀抢掠,仅仅因为没有推翻清廷,就是大德。而一系列丧权辱国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不过是小怨而已。

在这样的思想原则指导下,曾国藩与外国人打交道时腰杆子就没直过,天津教案只不过是他主张的一个小小体现而已。不幸的是,国人终于在这次教案中看清了他的嘴脸,他本人靠平定太平天国积累起来的声名,最终在这次教案中毁于一旦。

更令曾国藩忧心的是,天津教案其实是因谣言和起哄产生的暴力冲突,之所以闹得一发不可收拾,是因为有直隶提督陈国瑞在其中挑拨离间、造谣生事,因而这件事还不仅仅是中国与法国之间的外交纠纷这么简单。陈国瑞当时正受醇亲王奕譞(道光皇帝第七子,光绪皇帝生父,福晋为慈禧亲妹)宠信,风头极劲。台湾著名史学家吴相湘(湖南常德人,于2007年病逝于美国,享年九十五岁)在其著作《晚清宫廷实纪》中指出:天津教案实为醇亲王奕譞指使与曾国藩素有积怨的陈国瑞所为。自蒙古亲王僧格林沁为捻军杀死后,八旗子弟自动集中在醇亲王周围,意图恢复昔日八旗劲师雄风,与湘军、淮军抗衡。醇亲王甚至还与僧格林沁的儿子布颜纳谟诂结成了儿女亲家。醇亲王策划天津教案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打击曾国藩(直隶总督兼任北洋大臣,须常驻天津办理洋务)。而醇亲王背后的支持者,自然就是他的妻姐慈禧太后。

陈国瑞,湖北应城人。少年时曾被太平军掳为童子军,后改投湘军将领黄开榜,被黄收为义子,因骁勇善战、性嗜杀,成为轰动一时的勇将。陈国瑞有一句名言说:“战要战得稳,追要追得狠,退要退得紧。”后加入僧格林沁部,极得信任,与僧王情若父子。僧格林沁被捻军杀死后,身负重伤的陈国瑞本已侥幸逃脱,闻讯后又冒死潜回,找到僧格林沁的尸体背上,昼伏夜行,七天后才回到军营,在当时传为佳话,因而“僧战死,从将多获罪,国瑞以骁勇独留军”(吴相湘:《近代名人小传》)。不过陈国瑞为人桀骜不驯,喜鸦片,好美色,加上自恃功高,自僧格林沁外,罕听节制,且不约束部下,时常与友军争夺军饷枪械,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多有冲突,因而总被这些重臣刻意压制。后来他出钱助修黄鹤楼,拟一对联道:“黄鹤飞来复飞去,白云可杀不可留。”时人均不解“白云”之意。陈国瑞自己解释说:“君未读唐诗乎?‘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浮云比安禄山,非其可杀者乎?”(清王之春:《椒生随笔》)有一种说法,陈国瑞笔下的“白云”即是指曾国藩,以致一度传出他酒后持剑追杀曾国藩的故事。事见清人吴光耀所著《华峰庚戌文钞》。吴光耀为湖北人,与陈国瑞同乡,曾在四川为官。《华峰庚戌文钞》主要是记载同治、光绪年间名将轶事,对曾国藩等湘人多有责言,而为鄂人鸣不平。

就在同治八年(1869)的七月,也就是刺马案发生整整一年前,慈禧太后亲信太监安德海奉差出京,到处招摇滋事,被山东巡抚丁宝桢逮捕后就地正法。这件事,毫无疑问是朝中另一主事者恭亲王奕訢针对慈禧太后所为。安德海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昭显了慈禧太后在朝中的孤立。自那以后,这位秀女出身的太后开始全力扶持自己的妹夫醇亲王奕譞,意在与恭亲王奕訢和汉人重臣抗衡。有了慈禧太后的庇护,醇亲王为所欲为;有了醇亲王的支持,陈国瑞也敢在直隶境内兴风作浪。后来法国人查清天津教案跟陈国瑞有关后,要求曾国藩交出陈国瑞,态度坚决而强硬。而曾国藩明明痛恨陈国瑞这种人,却因为深知其背后有人,不敢得罪不说,反过来还要在洋人面前全力斡旋维护,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