肆、各方反应(第2/7页)

而慈禧太后与肃顺的恩怨,则更加是你死我活的局面。昔日汉武帝临死前担心“主少母壮,女主干政”,处死了太子刘弗陵的生母钩弋夫人,肃顺曾经以此故事游说咸丰皇帝除掉载淳生母懿贵妃,也就是后来的慈禧太后。咸丰皇帝一时心软,未能下手。后来慈禧太后知道究竟后,恨肃顺入骨,务必除之而后快。

而肃顺之前曾大力整顿吏治,惩办贪官,得罪的人不计其数。戊午科场案中,力主将主考官、大学士柏葰斩首;又弹劾户部宝钞处与官票所官吏和不法商人因缘为奸,交通舞弊,籍没官吏、商人数十家。他为人刚硬,办事不讲情面,加上恃宠而骄,目中无人,引起不少王公大臣的嫉恨。这些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争相投奔到恭亲王奕訢或是慈禧太后门下。其中,就包括手握重兵的蒙古亲王僧格林沁和兵部侍郎胜保。

咸丰皇帝临死前虽然将朝政交给肃顺等八名辅政大臣,但为了防止重新出现清朝初年权臣鳌拜欺君专权的情况,又分授私章“御赏”和“同道堂”给皇后钮祜禄氏和懿贵妃那拉氏(实际上是给了小皇帝载淳,但由懿贵妃掌管),即后来的慈安和慈禧太后。这两枚私章作为皇权的象征,代表了至高无上的权力,凡下达诏谕,必须有二章为印讫。由此杜绝了权臣专政,却也撕开了后宫女人干政的口子。慈禧太后时年二十五岁,没有年轻守寡的悲痛,反而野心勃勃,不甘心朝政大权落于肃顺等人之手。刚好此时御史董元醇上疏,以皇帝年幼为理由,请求由皇太后暂时权理朝政。慈禧太后也一心想效法古人,垂帘听政,遂联合慈安太后,努力与肃顺八大臣及恭亲王奕訢争权。董元醇上奏的第二天,慈禧太后召见肃顺八大臣,要求他们照董元醇所奏传旨实行。肃顺等“勃然抗论”,并声称自己“系赞襄皇上,不能听太后之命”。双方争论激烈,吓得同治小皇帝啼哭不止,以致“遗溺后衣”。这便是清朝著名的“垂帘之争”。最后,肃顺等以祖制无垂帘之礼为理由,驳回了董元醇的建议。但慈禧太后并未善罢甘休,开始在朝中寻找新的联盟力量。

就在慈禧太后、肃顺八大臣以及恭亲王奕訢三方明争暗斗、形成三足鼎立之势时,肃顺心腹幕僚王闿运写信给曾国藩,劝他与肃顺联手,率湘军入北京,阻止慈禧太后的垂帘听政。曾国藩表面对这封信没有作出回应,但内心未必没有大起波澜。

就在这个时候,慈禧太后主动联合恭亲王奕訢,在北京发动了辛酉政变,抢先逮捕以肃顺为首的八名顾命大臣。慈禧太后本想以贪污罪置肃顺于死地,不过抄家时才发现肃顺各处家产加起来不到二十万,连恭亲王奕訢的十五分之一都不到,最后不得不定了个“假传圣旨”的罪名。八名顾命大臣中,肃顺处刑最重,被立即押赴菜市口斩首,怡亲王载垣和郑亲王端华被迫自尽,其余人则被革职。咸丰十一年(1861)十一月初一,慈禧太后与慈安太后在养心殿正式垂帘听政。由于慈安太后性情“和易少思虑”,不愿多问朝政,朝廷大权遂落入慈禧太后一人之手。自此,这个少年丧父、青年丧夫的女人正式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在之后长达四十七年的政治生涯中,她还将经历中年丧子、晚年丧国的不幸。

墙倒众人推,肃顺败亡后,僧格林沁趁机将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天津的败绩诿过于肃顺。曾国藩对此十分不满,慨叹说:“天下无真是非。”以他阴冷虚矫的性格,加上为人之谨慎,出此言语十分罕见,可见他对肃顺并非如传说中那样没有任何感情。

咸丰十年(1860),英法两国政府为了在中国掠夺更多的特权,开始积极筹备侵华战争。当年春天,英法两军陆续开到中国。六月中旬,英法联军舰队两次在天津大沽口外集结。当时,清朝负责天津一带防务的为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僧格林沁将全部重兵布置在大沽,在北塘一带只埋设了一些地雷,没有布置任何防务。此情况被先期到达渤海湾刺探清军情的俄使伊格纳切夫得知后,密报给英法联军。于是英法联军决定自北塘登陆,再抄袭大沽炮台后路。六月十五日,英法联军顺利登陆北塘,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大沽炮台立即陷于腹背受敌的境地。七月初三,英法联军开始进攻大沽口。镇守北岸炮台的清直隶提督乐善率守台将士顽强抵抗后,全部壮烈殉国,北炮台最终陷落。驻守南炮台的僧格林沁见大势已去,率部撤往天津。直隶总督恒福在英军的威胁下,将南炮台及全部军火物资拱手交给英法联军,自己也逃回天津。僧格林沁撤回天津后,认为天津“较之大沽,不啻天渊”,更难扼守,于是将天津炮台大炮拆下,连夜运回北京,小炮及绿营官兵则撤至通州。此举相当于将天津拱手让给了英法联军。七月初八日,英法联军入驻天津,因与清廷谈判无结果,又继续向北京逼进。咸丰皇帝一面派人与英法联军议和,一面令僧格林沁在河西务一带防堵。谈判破裂的当日,僧格林沁兵败,通州失陷,英法联军继续向西推进。八月初八,咸丰皇帝自圆明园逃往热河。八月二十一日,英法联军抵达北京城下,负责防卫的僧格林沁不战自溃,退往西郊圆明园。英法联军尾追不舍,于次日占领圆明园。在进行大肆抢掠后,侵略者放火焚烧了这座世界名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