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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邻居们正睡觉，我悄悄爬上公共楼梯。我像抱婴儿一样地把红色尼龙运动包抱在胸前，以防不小心碰到栏杆扶手。你绝对想不到仲夏周六时的威尔士王子大道会是什么样子。有些晚上，深更半夜了都还有人在狂欢作乐。这时，如果佩内洛普在家的话，她会打电话报警，臭骂警察一顿，并威胁要在她供职的那份报纸上报道巡警太少的情况。另些晚上，赶上学校节日休假，当你走近诺福克大厦大门时，能听到的只有自己走在路面上的脚步声，还有巴特西公园里猫头鹰像阿帕奇直升飞机似的鸣叫声，因为当地人在炸弹袭击的阴影中不敢出门，而且人人都在其他地方另有房产，有人干脆外出。但是，我关心的只有一种声音，那就是汉娜伤心地指责我爽约的哽咽声。

像往常一样，我家前门锁着，钥匙也打不开，但今晚我认为这别有象征意义。我像往常一样把钥匙抽出来，摆弄了一下，再试，终于打开了门。一进入客厅，我感觉像是自己已经成了鬼魂，死后屋内一切未变。灯还亮着。嗯，本来就应当如此。那晚我急匆匆地穿上晚礼服，没顾上关灯就走了，而自那以后，佩内洛普就一直没回来过。脱掉那双可恶的皮鞋，我走到一尊有瑕疵的亚瑟城堡雕塑前。那是佩内洛普的妹妹送给我们的结婚礼物，放在壁龛的最昏暗处已经五年了。这对姐妹相互仇恨，两人跟亚瑟城堡都没有任何联系。她们既从未到过那里，也不会想去那地方。有时候，你送人的礼物就说明了一切。

走到主卧室，我脱掉那身囚犯似的衣服，厌恶地扔到洗衣篮里，感觉像是解脱了。然后我又把那身卷成一团的晚礼服也扔了进去，虽然“大喇叭”索恩可能会认为它值得我节衣缩食去买。我到浴室里拿了自己的剃须用具，同时也确认一下盥洗架上没有那个有泰迪熊图案的蓝色海绵包。没看见这东西我就很满足，尽管这有悖常情。佩内洛普调皮地称海绵包为“宣传资料袋”，任何一个姑娘去苏塞克斯郡跟一群野心勃勃的广告商度周末时都需要这袋东西。回到卧室，我把“偷”来的东西——我是指那些磁带跟笔记本——倒到床上。因为嗜洁如癖，心里犯愁怎样才能处理掉安德森先生的塑料旅行包，后来才记起厨房里的垃圾桶。我本想把“布莱恩·辛克莱尔”的名片也倒掉，却不知怎地又决定保留下来，什么原因现在也记不起来了，不过伊梅尔达阿姨常告诫我，做事要留有后路“以防万一”，这就成了我的直觉。我穿上还是单身汉时买的衣服：牛仔裤，跑鞋，以及在未认识佩内洛普之前，我第一次学成毕业之际买的一件皮夹克。像是在给自己光荣加冕一样，我又戴上一顶饰有小羊毛绒球的海军蓝羊毛帽。以前佩内洛普认为那太过非洲化了，不许我戴。

我之所以像记流水账似的记述这些细节，是因为我在做这些事儿的时候将之视作仪式。每动一下，就又靠近汉娜一步。我急切地希望汉娜接纳我，对此我从不怀疑。我从衣橱抽屉里挑出部分衣物，每一件都将伴我走进新生活。我又到客厅里取来安特勒·乔尼克牌中型旅行拉杆箱，那曾是我视若珍宝的财产，给没什么意思的生活添点色彩。我用衬衫包好磁带与笔记本，放进拉杆箱的内格里。我慢慢地绕着公寓走了一圈，想从源头切断我跟旧日人生的一切联系。我收拾好笔记本电脑及附件，但考虑到空间问题没带上打印机。我还带了两台磁带录音机，一台是袖珍型的，另一台的大小相当于组合卡式的乐谱架，都放在坚固的便携盒子里；另外还有两套耳机，以及一台小晶体管收音机。除了这些，我还带上了以下物品：先父用得发黄了的一本弥撒书；麦克尔修士临死前在病床上写来鼓励我的信件；一个金盒，里面装着伊梅尔达阿姨的一缕白发，坚挺不曲；一个文件夹，里面放着一些私人通信，其中包括布瑞克里勋爵写给我的那封信及几张圣诞贺卡；一个结实的布挎包，我曾用它把烹制酒焖仔鸡的原料带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