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第4/5页）

《理想》的故事模式没有《一月十六日夜》那样自由和流畅，它不像是故事，而像是语录式的哲学著作。这与《阿特拉斯耸耸肩》十分类似，所以它的内容被公认为安·兰德小说的前奏。安·兰德在《理想》中塑造的经典人物，几乎在她的其他作品中悉数登场。同时，《理想》传达出的观念也极端复杂，每一幕的格式几乎是在重复，但是又因为场景的变化而各异。从序幕到第二幕的最后一个场景，在八个不同的房间里，凯伊·贡达，那个万众瞩目的女神，被无数次背叛。凯伊·贡达所象征的就是人的“最高价值”——自我实现。所以如果一个人背叛了凯伊·贡达，他就永远不能达到每个人的灵魂中都希冀的“最高价值”。每一个场景当中，都有社会的另一个元素，将这个“最高价值”击倒在地。《理想》写于《一月十六日夜》之后，显然，比约恩·福克纳的形象在安·兰德心中尚未散去，所以《理想》中的凯伊·贡达也是一个和比约恩·福克纳类似的人。因此在思想层面上，《理想》与《一月十六日夜》是共通的——当一个安·兰德塑造的“人”面对现实社会，却被社会公众拒绝和狙杀。这是一种极好的预见，因为安·兰德在这些剧作完成后的几十余年中，就遭遇了如同凯伊·贡达一样的经历。但是安·兰德同她笔下的人物一样，她不可能屈服于社会的律条，她必须追求她的“最高价值”，而不被任何其他的因素所干扰。

《三思》是一个典型的二十世纪侦探故事，不过安·兰德塑造的各个人物充满了她惯用的对立。布雷肯里奇先生的死，在剧中的象征含义，是他对于利他主义和个人权利的漠视，安·兰德对于这一问题的观点，由围绕在布雷肯里奇先生周围的人物说了出来。情节中充满了两种意识形态的冲突，例如布雷肯里奇先生要把发明献给全人类，而英格尔斯则要用它来赚钱，这两者所象征的两大意识形态不必多谈。黑斯廷对于它们的判断也是相当精辟的：世上最可怕的东西不是渴望金钱，而是大声叫喊着自己对金钱的鄙夷和自己是多么地愿意为他人奉献。瑟奇印证了这一点，那个最喜欢强调自己毫不在乎个人利益的人，反而是那样一副嘴脸。安·兰德聪明地把瑟奇描绘得相当无辜，然后再让他的一切伎俩暴露出来。《三思》也是以安·兰德的哲学作为出发点的，她希望证明在很多的时候利他主义都是一个善意的面具。就像剧中的孩子比利认为的那样，如果一个人把帮助别人视为自己的终身使命，那么他就必须找到需要帮助的人，甚至制造需要帮助的人。这样的循环最终会导致信仰利他主义的人开始谋求对别人的控制，把他人作为工具看待，而不是独立的人。和其他两部剧作相比而言，《三思》的人物矛盾是最激烈、最泾渭分明的，谋杀案也唯一一次被搬上了前台。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安·兰德对于理性和利己主义的信仰是不断加强的，这样的思想最终在《源泉》中爆发了出来。然而，事实上，《三思》的暗示似乎也相当骇人，因为渴望自由的人不得不除掉独裁的布雷肯里奇先生，来追求他们个人的实现。如此的激进做派，也为安·兰德招来了不少反对之声。

以上是译者对于安·兰德作品的一些浅薄分析，很多内涵还望读者能够深深挖掘。至今，本书收录的三部剧作依然在世界各地的舞台上以各种语言上演，安·兰德的思想也在其支持者的不断推广下传承下去。尽管她的这些主张一直不被大众接受，她的客观主义依然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二〇〇九年，在金融大动荡的背景下，《阿特拉斯耸耸肩》再次荣登美国亚马逊小说类的销量榜首，来源于这些剧作的客观主义思想又站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金融危机时主导美国经济政策的格林·斯潘正是安·兰德的疯狂追随者，于是赞扬者与诟病者又以安·兰德的思想为议题，重新思考美国社会的未来。译者也希望有一天，这些剧目可以登上中国的舞台，带给中国观众同样的思考。作为大洋彼岸的中国读者，面对举国经济大发展下对于人的本性的迷惘，本书中的三部剧本会以引人入胜的故事给予我们一些启发。在安·兰德写下这三部剧作的八十年后，我们默诵着这些文字，依然会顿觉天摇地动，灵魂震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