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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一九五一年的夏天我毫无发现，但我对于莱弗里尔有了多一点的认识。他在圣穴待了几个星期，其时他刚刚完成在瑞士某家隐修院的见习期。他到过剑桥，读的是历史，能说一口流利的意大利语。他“相当不恰当地被认为是”有关宗教改革之前英国修士品级的权威。这也就是他在圣穴的原因——在著名的图书馆里查询资料。自从他离开希腊后，他还没有回去过。他在很大程度上保留着一个英国知识分子的模样，颇为忸怩，知道自己应该做出一副游戏隐修士生涯的模样，穿戴整齐，甚至，说得更复杂些，有点讲求虚荣。

最后他带我走下几级台阶，来到隐修院下面的空地上。我带着敷衍赞赏了那里的蔬菜和葡萄园。他又领我走远几步，来到一棵无花果树下的一张木椅旁。我们坐了下来。他没有看着我。

“这令你很不满意。可我提醒过你。”

“见到一个难友令人松一口气。哪怕他是个哑巴。”

他凝望的目光越过一个方形花圃，直视着阳光下峡谷中的炎热景象。我听得见水在深处奔流的声音。

“一个同伴。不是一个受难者。”

“我只不过是想交换意见。”

他顿了一下，然后说：“……他的……制度的精粹之处就是让你学会不‘交换意见’。”他使这个词听起来不值一钱。他想打发我走，就差没说出口了。我偷偷瞥了他一眼。

“如果……你现在会在这儿吗？”

“在一条你已经长久旅行的路上搭顺风车，只能说明一个时候。它不能解释为什么。”

“我们的经历一定很不相同。”

“为什么会相似呢？你是天主教徒吗？”我摇摇头。“或者是一个基督徒？”我又摇了摇头。他耸了耸肩。在他眼睛下面有深深的阴影，看上去仿佛他很累。

“但我信仰……慈善？”

“亲爱的友人，你不是想从我这儿得到慈善。你是要我做我不准备做的供认。在我看来，我不做倒是慈悲。如果你处在我的位置，你会理解的。”他又补充一句，“在我离去之后我相信你会理解的。”

他的声音绝对的冷淡。一阵沉默。

他说：“对不起。你迫使我比我所情愿的更粗鲁了些。”

“我最好还是走吧。”

他抓住这个机会站了起来。

“我不怀任何个人的恶意。”

“当然。”

“让我送你到门口。”

我们往回走，走进在岩石中开凿出来的抹着白石灰的门，再走过另外几道门，经过像监狱囚室的地方，回到满是死亡题材壁画的大厅，又见到了那些阴森恐怖的永恒的映像。

他说：“我想问问你关于学校的情况。那儿有一个叫阿芬达奇思的男孩，很有前途。我辅导过他。”

我们在凉廊里逗留了一会儿，在佩鲁吉诺派的壁画旁交换了关于学校的信息。我可以看得出，他不是真的有兴趣，只是尽力显得随和，这有辱他的骄傲。但即使是这样，他还是有些不自然。

我们握手。

他说：“这是欧洲一处伟大的圣地。我们被告知说来访者——无论他们信仰什么——临走时应该感到……我想具体辞令是‘觉得精神焕发，且受了安慰’。”他停了停，似乎觉得我会反对他的意见，或是嗤之以鼻，但我什么也没有说。“我得再一次请你相信我保持沉默不仅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你。”

“我尽量相信。”

他很正式地鞠了一躬，是意大利式的而不是英国风格的。我步下石头台阶，走向通过冬青丛的小径。

我在苏比亚科等到晚上，才等到回火车站的巴士。它驶过悠长的绿色峡谷，驶过有村庄的小山，车窗外掠过在秋天中转黄的山杨。天空从最柔和的蓝色变为晚祷时分的粉橙色。老农坐在自家门口，其中一些有着希腊人的脸：神秘、端庄、平和。也许是在等车时喝了一瓶维蒂奇诺白葡萄酒的缘故，我觉得自己属于、永远属于一个比莱弗里尔所属的更古老的世界。我不喜欢他，也不喜欢他的宗教。这种对他的不喜欢似乎与对古老的、不变的希腊——拉丁世界半醉态的爱融合了。我是一个外邦人，好不过是个斯多噶派，坏不过是个酒色之徒，而且永远是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