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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三月里一个凄凉的星期天，我对诗歌的衡量标准发生了重大变化。我把过去写的希腊文诗歌拿出来读，还它们以本来面目：大学生水平，没有节奏，没有结构，平庸的见解，用超量的华美修辞笨拙地加以掩饰。在惶恐之中，我又看了自己在牛津大学在东英格兰写的其他诗歌。它们也不见得好些，甚至更糟。发现这一真相，就像雪崩一样，几乎把我彻底埋葬。我不是诗人！

这一发现没有给我带来什么安慰，它带给我的只是极端的愤怒：在同一个脑袋里，进化的精灵竟然允许思想的高度敏感和写作的极端无能并存。我的自尊心在痛苦地惨叫，像兔子掉进了猎人的陷阱。我拿起过去所写的全部诗歌，一页一页地撕得粉碎，直到手指发疼。

接着，我到山里去散步，尽管当时天很冷，还下起了倾盆大雨。整个世界终于公开宣布与我作对了。这是货真价实的谴责，是我无法置之不理的。即使是我最坏的经历，也有值得肯定的一面。它们有如燃料、矿石，最终是可以利用的，并不全是废物和痛苦的经历。我历来把诗歌看成是救急的工具——是紧急出口、救生衣、辩解。现在我身处茫茫大海，救生圈像铅一样沉下去了。我费了好大的劲才忍住了自怜的眼泪。我的脸僵硬麻木有如面具，与三角墙顶端雕像的脸无异。我在雨中走了好几个小时。我坠入了地狱。

有一种人介入社会而毫无意识，另一种人则是通过控制社会来介入。第一种人是工具，是齿轮，第二种人是工程师，是司机。但是已经决定退出的人，只具备在自己的存在和虚无之间表示脱离社会的能力。这不是“我思故我在”，而是“我思想，我写作，我绘画，故我在”。连续几天，我觉得自己充满了虚无，比过去肉体上的和社会上的孤独更可怕——一种被放逐到孤岛上的形而上学之感。那是一种几乎可以触摸到的东西，像癌症或肺结核。

才过了一天，不是一星期，就真的摸到了：早上醒来，我发现自己长了两个疮。我自己也料到会这样。二月底我去过雅典，又逛了一次克菲西亚的妓院。那时我就知道自己又冒了一次险。当时似乎没什么事儿。

一整天，我处于震惊之中，未能采取任何行动。村里有两个医生：一个是在职的，学校的医务工作由他负责，另一个是不苟言笑的罗马尼亚老人，虽处于半退休状态，但还接待一些病人。校医不断进出教师休息室，我不能去找他。因此我去找了佩达雷斯库医生。

他看了两个疮，又看看我，耸耸肩。

“可喜可贺呀，”他说。

“是……”

“我介绍你到雅典去看一个医生。我把他的地址给你。你是在雅典染上这个病的吗？”我点点头。“雅典的鸡很会传染，只有疯子才会到雅典去上鸡的当。”

他有一张蜡黄色的老脸，戴夹鼻眼镜，笑中不怀好意。他是被我的问题逗笑的。我还是可以治好的。我虽然没有传染性，但不应再有性行为。他如果有适用药品苄星青霉素，他是可以给我治的，但他弄不到这种药。他听说，在雅典的一家私人诊所可以搞到，但我得花大钱了，要知道药物确实生效得等八个星期。他冷冰冰地回答了我的所有问题，他所能提出的只有古老的砷和铋疗法，而且无论如何我必须先做化验检查。他对人的同情心早已丧失殆尽，当我付给他诊疗费时，他用一双龟眼看着我。

我站在他门口，还傻乎乎地想得到他的同情。

“我真该死！”

他耸肩，开门送我出来，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他只能告诉我患了什么病。

情况真是糟透了。离学期结束还有一个星期，但我想立即离校，回英国去。但一想到伦敦我就受不了，在希腊，人们不知道我是谁，在小岛上则不然。我并不完全信任佩达雷斯库医生，有一两个老教师是他的好朋友，我知道他们常去找他打牌。我仔细观察每个人的笑容，仔细聆听他们对我说的每一句话，从中推测出发生了什么情况。我认为，第二天我就从大家的眼睛里看出了冷漠的幸灾乐祸。有一天早上课间休息的时候，校长对我说：“打起精神来，于尔菲，不然我们可就要说你是为希腊美女而伤心了。”在我听来，这话已经讲得够白了。听了这话之后大家发出的微笑，在我看来也超出了正常的限度。看完医生不过三天，我就断定每个人都已经知道我的病情，包括学生在内。每逢他们在低声耳语，我都能听到一个词“梅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