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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一杯苏格兰威士忌。”

手里拿着酒瓶，我想起这酒也是她“买”来的。我望着她。她点点头。

我倒酒的时候，她站在我身边。“尼古拉斯，你知道你为什么处事太认真吗？因为你对自己太认真了。”

她冲我古怪地微笑，半是温柔，半是嘲弄。她走开去削马铃薯。我知道自己已经以一种说不清楚的方式惹怒了她，同时也惹怒了我自己。

一天晚上，我听见她在睡梦中呼唤一个人的名字。

“迈克尔是谁？”第二天早上我问她。

“是我想忘掉的一个人。”

可是她不细说，净谈别的。谈她在英国出生的母亲，说她彬彬有礼，但颇厉害；又谈她的父亲，是铁路上的一名站长，四年前死于癌症。

“这就是我的口音不伦不类的原因。每次我一开口，就像是我的父母又在争吵一样。我想，这就是我对澳大利亚既爱又恨的原因。我在那里不可能有幸福，但我又时时想家。这样讲得通吗？”

她说完话总是要问我讲得通讲不通。

“我到威尔士去看过老家。母亲的哥哥，天哪，足以让澳大利亚人哭泣。”

但是她发现我是地道的英国人，很有魅力。这部分是因为我有“教养”，她常常用这个字眼。她说如果她去看画展或听音乐会，皮特总要对她“怪叫”。她模仿他的腔调：“那小酒店出什么毛病了，小妞？”

有一天，她说：“你不知道皮特有多好，除了他是私生子之外。我随时知道他要什么，我随时知道他在想什么，不管他说什么我都能明白他的意思。而你呢，我什么都不知道。我惹你生了气，自己却不知道为什么。我让你高兴了，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你是英国人。你不能理解这一点。”

她在澳大利亚上完了中学，甚至还在悉尼大学学了一年语言。但是后来她遇到了皮特，情况就“复杂起来”了。她做过一次流产，然后就到英国来了。

“是他坚持要你做人流的吗？”

她坐在我的膝上。

“他完全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

“也可能是别人的。我不能肯定。”

“你这可怜的孩子。”

“我知道，如果是皮特的，他不会想要。如果不是他的，他更不会想留。就这么回事。”

“难道你不……”

“我不想要孩子，碍手碍脚的。”但她略显温柔地补充道，“是的，我是。”

“现在依然如此吗？”

一阵静默。稍微耸了一下肩。

“有时候如此。”

我看不见她的脸。我们静静地坐着，彼此贴近又温暖。我们俩都知道，我们的关系很密切，同时也知道，因为刚才谈及孩子之事，彼此都感到尴尬。在我们这个时代，叫人难为情的不是性，而是爱。

一天晚上，我们出去看卡尔内[6]导演的老电影《雾码头》。走出电影院的时候，她在哭。我们上床之后，她又开始哭起来。对此我颇不以为然，她察觉出来了。

“你不是我。你不可能有我的感受。”

“我可以感受得到。”

“不，你不能。你只要选择不去感受或者随便怎么的，一切就都好了。”

“不是好，而是没有那么坏。”

“这部影片使我感受到我对一切事物的感受。一切努力都是白搭。你不断追求幸福，突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一切全完了。这是因为我们不相信死后还有生活。”

“不是不相信，是不能相信。”

“每次你外出，我跟你不在一起的时候，我就想到你可能会死。我每天都在考虑死的问题。我每一次拥有你，都想到是从死神那里抢来的。你要知道，你有很多钱，而再过一小时商店就全关门了。这固然令人懊丧，但你总得把钱花掉。这样讲得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