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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码，在马格达伦学院同一群性格古怪的伙伴在一起的时候，我有这种感觉。我们组织了一个名叫“叛逆男子汉”的小小俱乐部，喝干雪利酒，开会时穿深灰色服装，系黑领带，以示对四十年代后期那些穿寒酸的连帽粗呢大衣者的抗议。在俱乐部里，我们对存在与虚无进行辩论，把一种微不足道的行为叫作“存在主义”。稍不开窍的人可能斥之为反复无常，或者干脆说自私。可是我们无法理解，我们读过的法国存在主义小说中的英雄或反英雄，为什么不能看成是现实主义的。我们试图模仿他们，误把复杂感情状态的比喻描写当成明确的行为规范。我们当然体会到了个中痛苦。我们大多忠于牛津大学永恒的一流意识，一心想标新立异。在我们的俱乐部里，我们做到了。

我养成了奢侈的习惯，作风华而不实。我得的是三等学位，却有一流的幻想：我是诗人。但是最没有诗意的是，我看透了一切，对生活，尤其是谋生，感到厌倦。我还太幼稚，不知道一切愤世嫉俗行为都是缺乏处世能力的表现，简而言之，是一种无能；也不懂得藐视一切努力其实就是付出了最大的努力。但是我的确吸收了一点永远有用的东西：苏格拉底式的诚实。这是牛津大学献给文明生活的最好礼物。它反复提醒我，反叛自己的过去是不够的。有一天，我在一些朋友中肆无忌惮地倾诉当兵服役之苦，后来在自己的房间里，我突然想到，正因为我讲了那些虽不会受惩罚，但足以把父亲气中风的话，便足以说明我仍然不折不扣地生活在他的影响之下。其实我并非生来就愤世嫉俗，只是因为反叛使然。我已经摆脱了我之所恨，但还没有找到我之所爱，因此我就装出无处可爱。

对失败作了充分心理准备之后，我踏上了社会。在我父亲的常用词中，没有精打细算这类字眼。他在莱德布罗克银行立了一个账户，来往账目大得可笑，他的账单混乱不堪，数字总是大得惊人，因为他爱讨人喜欢，为了换取迷人的风采，只好广为布施，请人喝酒。付过律师费交完税之后，他剩下的钱几乎不够维持我的生活。但是我留意过的每一种工作——驻外机关事务局、内政部、殖民部、银行、商行、广告业——都是一眼就能看透的。我参加过几次求职面试，没有一次成功，原因是我们的世界要求年轻的管理人员表现出一种急切的热情，而我却觉得没有必要。

最后，我和先前无数牛津人一样，回应了《泰晤士报教育副刊》的一则广告。我到了那个地方，是东英格兰一所较小的公学。他们草草问了我一番，就给了我职位。后来我才知道，除我之外只有两个申请人，都是红砖大学[2]学生。新学期将于三星期内开始。

我教的是大量生产出来的中产阶级孩子，他们坏透了。幽闭恐怖的小镇像一个噩梦，但真正叫人无法容忍的是师生公共休息室，到教室去上课反倒觉得轻松。学校生活一成不变，年复一年，令人麻木，单调乏味得像一朵阴云，笼罩在全体教师头上。那可是货真价实的单调乏味，绝不是我穷极无聊。学校充满了言不由衷、虚伪和无能为力的无名火。老人发火，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失败了；年轻人也发火，因为他们担心自己也将一事无成。资深教师就像绞刑架下的布道，跟他们在一起，你会感到一种迷惘，看到的是人生虚无缥缈的无底深渊……这就是我在第二学期开始产生的感受。

我不能把自己的一生耗费在穿越这样一座撒哈拉沙漠上。我越是这样想就越感到，这所貌似体面但却毫无活力的学校，实际上是整个国家的缩影，离开这所学校而不离开这个国家是可笑之举。同时那里还有一个姑娘使我感到厌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