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出版于1910年的《霍华德庄园》获得了成功，却起到了扰乱福斯特生活的效果。它使他充满了迷信的预感，生怕自己会失去作家的创作力。随后他整整焦虑了一年，对本国的生活感到烦恼，无法静下心来做任何事情。他着手撰写一部新小说《北极之夏》，然而却搞得杂乱无章，于是在1912至1913年的冬季前往印度，心里琢磨着自己是否还写得出小说。印度给了他极深的印象，他认为自己身上那褊狭保守、呆板土气的成见被消除殆尽。不过，还是不可救药。回来后，他开始着手创作一部有关印度的小说，但随即陷入了困境，找不出如何解脱出来的方法。他私下里谴责自己虚弱无力，并琢磨起这么懒散的一个人，究竟有无权利批评为了谋生而劳动的大众。他害怕倘若这样下去，自己会变得十分古怪而不得人心。

随后，1913年9月，他去拜访爱德华·卡彭特，一位倡导纯朴生活与具有高尚情操的同性爱之先知，并体验到一次启示。他本人在《结尾的札记》中描述了所发生的事。卡彭特的朋友乔治·梅里尔触了触他腰眼下面的部位。用他的话来说，触觉从臀部上方小小的部位直接融入他的构思。就在那一瞬间，一部新颖的小说在他的头脑里形成了。它涉及同性爱，给予三个中心人物以显要地位，并且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结局。

他终于知道了毛病出在什么地方。多年来，《莫瑞斯》或是类似于《莫瑞斯》这样的作品，一直在提出诞生的要求。他已经写了几篇以同性爱为主题的轻浮的短篇小说来宽慰自己。然而，这还不够，尽管他并不因它们而害羞，也无意放弃它们。但当时磨炼与自我抑制还不够到位。

现在，时机到了。倘若不可能在生活中，在想象中他敢于对自己做出保证： 他相信同性爱是美好的。他需要义无反顾地肯定，这种爱可以使人变得高尚，并非导致人堕落。个中倘若有“不正常心态”，那是社会的反常，它荒谬地对人类遗传的这一极其重要的部分予以否认。

他心头的郁闷消失了。他进入一种兴奋状态，立即坐下来写作，不出三个月就完成了莫瑞斯的童年与剑桥之经历的初稿。那时，他的热忱遭到挫折。洛斯·迪金森[1]读完他那些轻浮的短篇小说之一，感到震惊，引起反感，这使他心烦意乱到极点，尽管如此，他还是不屈不挠地写下去。翌年4月，他受到更严重的打击。在小说中，他浓墨重彩地描述了自己与休·O·梅瑞狄斯之间的友谊，但是梅瑞狄斯被示以手稿之后，似乎对它完全感到厌烦——不仅如此，他好像甚至不觉得自己这样冷漠有什么关系。此次打击使得福斯特考虑放弃这部小说。然而，这种情绪没有持续多久，1914年7月，《莫瑞斯》脱稿。

他完全没想过此书有出版的可能性。他认为“直到我本人去世，英国消亡”，这部作品是出版不了的。实际上，他原先仅仅打算为自己而写。不过，他很快就开始拿给经过挑选的朋友们看，头一个看到的是迪金森。迪金森觉得它很感动人，使福斯特非常宽慰。但是，在迪金森看来，那个快乐的结局太不自然了。福斯特本人也晓得这是此作差劲儿的部分，就着手予以改进（以后又修改多次）。他看得出毛病出在哪里，这关系到他写此书的整个动机。“我要是把它（阿列克·斯卡德这部分）也化为尘埃或雾霭，那就更明智一些。”他写信给迪金森说：“然而，给予自己塑造的人物实际生活所不提供的快乐，这诱惑简直是不可抗拒。‘为什么不呢？’我一直这么想。‘稍微重新安排一下，运气就好多了，’——但是，毫无疑问，最重要的是重新安排。让作品能够不朽的这一渴望，引导一位小说家在每一部作品接近末尾时谈理论。死亡这桩事实是理论之外的唯一的不朽。也许我在《最漫长的旅程》中过分沉溺于死亡了。无论怎样，我越来越不倾向于将主人公杀掉。”（1914年12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