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菊尾花

演艺会上演的三天十分叫座。在圆满闭幕后的次日，新桥艺妓街一年到头从早到晚从各家各户传出的练习三弦的琴声戛然而止了，去习艺的来来往往的女人也很稀少，以金春大街为首，从仲大道的板新路到对面的信乐新路，就像节日过后的街巷一样，显得沉寂而疲惫。偶尔有跟包和有名气的老妓三五成群地来来去去，乍看上去是在做演出后的善后，但确切地说又好像是来告知发生了什么纠纷似的，引起年轻艺妓们的侧目。

一有什么事，这些艺妓必有牢骚和抱怨，但不是像政客那样施展诡计，酝酿纷争，借机渔利的那种奸诈，这或许是艺妓比议员有品格的地方。在这一天清晨的澡堂、梳头店、各家艺妓馆中有艺妓住着二楼，凡是有女人聚集的地方，总能听到围绕演出相互妒忌的艺评，有造谣中伤、恶言恶语的，也有搬弄是非、无耻诽谤的。这一天的夜晚，在千千万万的人们舔舐的嘴唇形态各异、热火朝天地翻动的时候，尾花艺妓馆的十吉走上二楼，就有人在谈论平时人称“花魁”、“中国金鱼”的菊千代突然要赎身的传闻。这是从梳头店回来的雏妓花子昨天在戏还没散场时忽然遇见来梳圆发髻的菊千代，从她嘴里直接听说的，然后花子又把这话传给了在场的驹代。这样的传闻就像火苗一样很快地传到了左邻右舍，然后再一点一点地扩散出去，人们的议论也渐渐集中到替她赎身的客人究竟是谁这一点上来了。而当事人菊千代呢，好像昨天晚上歌舞伎座戏院的演出一结束，就直奔梳头店，做好圆发髻后，就不知进了哪家店。自从昨天下午离开艺妓馆后，菊千代还不曾打来过电话，连跟包阿定也不知道她的去向。要说菊千代固定的相好，光大伙儿知道的就有四个，至于不为人知的熟客肯定不计其数，如果再加上临时插入的客人，实在无从判定到底在谁那儿。每晚她都会外出应酬，且不是在外留宿就是一连数日出远门。独自住在艺妓馆二楼，一个月顶多一两次，只有那一两个夜晚的独宿会令旁观者怜悯地议论其实也有点夸张。

“她的相好，不会是日本人的，不是洋人就是中国佬哦！”在尾花艺妓馆的二楼，大家为琢磨不出一个结果来感到不爽，因此大家决定出门打探，或去参拜神佛，或去澡堂和梳头店。

趁着大家外出的工夫，驹代坐在橱柜前算起这三天在歌舞伎座的舞台上演出《保名》的开销来——从给舞蹈师傅和清元班的红包到剧场后台的杂役、拉幕人的小费，尤其是给濑川一丝弟子们的酬金，包括已经给了的、还没给的和请人垫付的，都一一核实以免遗漏，通算起来，大概要送出六百几十圆钱。驹代看着账面，呆呆地抽着烟，突然好像想起什么事情似的，赶紧把账本收进橱柜的抽屉，往滨崎酒楼挂了个电话，说老板娘在家的话，想去登门拜访致谢，还让女佣去买了风月堂的商品券。

对于大前天晚上，也就是演艺会的第一个晚上，平时总要顺路去滨崎酒楼的吉冈在自己演出尚未结束时就因什么急事匆匆离去这件事，驹代总觉得必有原委。由于自己和濑川的关系，一有什么事，总难免做贼心虚。从那时起驹代就有些七上八下的不安，但是那一晚吉冈不在，反倒可以与濑川笃悠悠地幽会，听听他对演出的评论，请他手把手地指教应改进的地方，驹代满心欢喜，结果竟没有给滨崎酒楼打电话。第二天因为陪对月酒楼的客人，也就是那位横滨的古董商，结果一整天都报销了。昨天第三个晚上，驹代突然被意料之外的那位住在大连的客人杉岛——也就是今年春天刚恢复营业那阵拼命向驹代示爱的那个人叫去，驹代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说尽好话，才摆脱了他的纠缠，所以打电话的事才不得不拖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