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和文学之间（第4/12页）

我带着初稿去了北京，笔会期间修改完稿，交给我的责任编辑傅锋，傅锋读完以后很兴奋，马上交给李陀，李陀当时是《北京文学》副主编，林斤澜是主编。李陀读完以后来到我的房间，满脸欣喜地和我聊天，当时说的很多话已经忘了，可有一句话我终生不会忘记，就是李陀指着《十八岁出门远行》的手稿对我说：“你已经走在中国文学的最前列了。”

现在年轻一代的作家可能不了解李陀，他后来的兴趣越过了文学，去了更为广阔深远的思想史那里。但是在我年轻的时候，李陀是激进青年作家们的导师级的人物。他的赞扬对我的意义远不止是对一个短篇小说的肯定，而且让我在走上一条全新写作之路时更加自信。

李陀后来在《雪崩何处》里也写到了当时的情景：

我很难忘记第一次阅读《十八岁出门远行》时的种种感受。那是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一个如以往一样光秃秃的寒气凛冽的冬天（其时《北京文学》正在一家服务低劣又脏兮兮的旅馆中举办一个“改稿班”），编辑部的傅锋郑重地向我推荐了一篇小说，即余华刚刚写出的《十八岁出门远行》。由于我当时正沉浸在一九八五年新潮小说胜利进军的喜悦里，从韩少功、张承志、阿城、马原、莫言等人的小说中所获得的阅读经验不仅使我激动不已，而且已经成为一种十分活跃有力的因素进入我的“前理解”，从而控制了我的阅读；然而《十八岁出门远行》的阅读却一下子使我“乱了套”——伴随着那种从直觉中获得的艺术鉴赏的喜悦的是一种惶惑：我该怎样理解这个作品，或者我该怎样读它？《十八岁出门远行》发表于一九八七年一月号《北京文学》，而且是“头条”。当我拿到刊物把它重新读了一遍之后，我有一种模模糊糊的预感：我们可能要面对一种新型的作家以及我们不很熟悉的写作。

李陀这篇文章写于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如今二十八年过去之后，已经无需“可能要面对一种新型的作家以及我们不很熟悉的写作 ”。 当年批评先锋小说（李陀上文里所指的新潮小说）不是小说的论调早已消失，即使高中学生里有不少人觉得《十八岁出门远行》读不懂，他们还是认为这个东西是小说。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分析解读这个短篇小说，高中老师们从语文教学的角度做出了各自的教案，众说纷纭之后，我感到李陀当年所说的“我该怎样理解这个作品，或者我该怎样读它 ”仍然有效。

这是一部小说所能得到的最好待遇了。我一直以为，一部小说发表以后并不意味着已经完成，这只是写作层面上的完成，每一个读者的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继续完成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作者对于自己的作品不具有权威性，作品发表以后他的相关发言就是一个读者的发言。所以我在准备这篇“语文和文学之间”的讲稿时，给自己一个定位：我不是一个研究员，只是一个讲解员。我觉得自己会是一个不错的讲解员，因为我的正式讲解里会有一些非正式的内容。

我继续讲解，我先从作家的评论讲起。《十八岁出门远行》发表之后，最早出现的评论应该来自王蒙，一九八七年的时候他还是文化部长，他在二月的《文艺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同时评论了当时三个青年作家的三篇小说，刘西鸿、洪峰和我，关于《十八岁出门远行》他这样写道：

“我”漫无目的地在公路上走，无忧无虑，不为旅店操心，而且时时感到公路特别是公路上每一个高地的诱惑。到了黄昏，硬挤上了一辆汽车，却是往回走（有点损）。往回走也没使“我”惶惑，仍然是“心安理得”。然后是汽车抛锚了，修不好了，“我”为了维护汽车和车上的货物被司机和他的同伙（？）揍了一顿……十八岁出门远行，青年人走向生活的单纯、困惑、挫折、尴尬和随遇而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