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佻达飞扬的色彩(4)

我不像陈凯歌、田壮壮他们。他们的家庭背景原先都挺好的，可以说都不是普通的人家，是文艺世家，只是“文化大革命”使得一切都倒转过来了。他们的家虽然由好突然变坏、被打倒，但我相信当时那些孩子至少都还存有希望。他们心里相信，很快地可能三年、五年以后又平反了，又翻回来了。至少他们心里会觉得也许有一天会翻过来，还是会恢复。确实后来很多人都恢复了过去的领导职务，恢复了社会地位。这样的一批子女也不在少数。但是我们这些人跟他们的背景有点不一样，内心深处充满了绝望，知道不可能恢复了。因为情况不一样，我们小时候把这个叫“黑到底”。“黑五类”[2]中的“黑到底”。不是三年、五年临时性的，而是“黑到底”，不可能有翻身的一天。所以从1966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那十年，对我来说，是在悲剧的心理、完全无望的心理当中度过的。

●──直到“文化大革命”末期，您才迷上摄影。是什么引发您的兴趣？

那个时候因为在工厂工作，很无聊。天天就那么上班啊，干什么啊。我那时二十岁左右，觉得不能虚度，但是不知道干什么好，因为学习都停了。后来就把这种业余爱好当做一种精神寄托。我印象中在我们那个时代，文体人才非常多，文艺和体育，很多孩子因为文体的才华，改变了命运，对我来说其实也是这样。那时候知识不能改变命运，多才多艺会改变命运。我那时没有把它当做改变命运的一条路，只是觉得喜欢，寄托精神上的空虚，所以就去学照相。我那时候还喜欢打球，文体方面都不错。

●──您记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买第一架相机的？

1974年吧，我自己买了台照相机。我还记得我拍的第一张照片是一个风景。我沿着咸阳的渭河走，走了十几里，拍的第一张照片是一个农民在河边耕地。也许这是宿命吧！你看，我第一张照片拍的就是农民，到现在都在拍农民，都二十年了（笑）。

●──就读北京电影学院的时光，您学到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

对我来讲，进电影学院最宝贵的不是学到了什么，而是改变了自己的处境。在那个时代，进大学就意味着你脱离了过去的悲惨处境，把自己人生的道路提升了，在你面前会展开一个新的世界。我觉得这是我进北京电影学院最重要的意义。所以当年上大学的时候，我真的不是抱着求知的愿望，这个说起来很坦白，我完全不是为了学习、为了热爱电影，全都不是。我就是为了改变命运，把它作为一个台阶儿。我当时想尽办法要上大学，曾经想上体育学院，因为我会两下子篮球，体育也不错。我也曾经想上美术学院，因为我会画一点画儿，后来有一度我觉得这两个方向我水平都不够、太业余，后来我就上我们当地的西北农业学院。那真的是出来就只有当农民一条路，但是农业学院招收的门槛比较低，没人去，分数比较低，也许能考上。那时我完全就只是想办法改变处境，就这样。所以进了电影学院，我心里还是这样想，我不觉得我对电影有特殊的感情，甚至没有想过我要一辈子干电影。只想拿一个文凭，拿一个毕业证，将来出来好找工作，因为我是一个大学生了。

●──您的第一部电影是《红象》。您从那次经验中学到什么？

那是学生的毕业作品。都是跟着他们干的，没有什么特别。我们剧组那时候是壮壮说了算，摄影系的五六个学生做实习，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

●──早期您担任摄影师所拍的作品，包括《一个和八个》、《黄土地》和《大阅兵》，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视觉语言。是受到什么启发？

我觉得那么强烈的视觉，那种不顾一切、反叛的东西，跟当年的心理状态有关系。我在北京电影学院的四年，不是很舒服，很不踏实，因为我是在一个非常情况下进大学的，不是按照法律程序进去的，自己老觉得有些非法，像黑人黑户似的。提心吊胆地过了四年，老是觉得会被大学赶出去。我自己没有什么得意的地方，我很小心，害怕惹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