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佻达飞扬的色彩(3)

Zhang Yimou

佻达飞扬的色彩Flying Colors

过去二十年来，中国没有第二个导演像张艺谋获得如此多的赞誉、崇敬、争议与批评。电影导演一向擅长将明星塑造为偶像，但少有导演自身达致如此地位。张艺谋即是中国少有的一位追随者之众，可与他的明星演员巩俐、章子怡相匹敌的电影导演。张艺谋于1951年出生于西安，成长于“文化大革命”期间，因为“出身不好”饱受不平对待之苦。他的兴趣是摄影，虽然1978年时已经过了入学年龄，但北京电影学院因为他优异的作品，破例让他入学。张艺谋在既有的基础之上，继续学习摄影，毕业之后成为第五代中视觉风格最有力量的一位。在广西电影制片厂期间，他的摄影作品包括张军钊的《一个和八个》，陈凯歌的《黄土地》、《大阅兵》，打破了中国电影既有传统，塑造出全新、独特的电影语言。

1987年，张艺谋由摄影转执导筒，处女作是《红高粱》。这部电影以1920、1930年代为背景，追索九儿（巩俐）如何在患了麻风的丈夫死后以她的能力与美色确立自己的地位。全片中心围绕着九儿与把轿头（姜文）的复杂关系——他救了她，强暴她，并成为她的情人。故事的前半部描述家族酒厂的振兴，直到日本人来犯，全片调子转为全村起而抵抗的过程。《红高粱》奠定了几个张艺谋日后作品中不停反复的主题：迷人的色彩、对于改编小说的强烈兴趣（尤其是那些故事背景在解放前的作品）、政治涉入、窥探的凝视，以及对于欲望（多半压抑）的大胆描写。张艺谋的缪斯巩俐在这部电影中初试啼声，她美丽的形象与充满爆发力的演出，还将在张艺谋下个十年的作品中倾力发挥。

在《菊豆》和《大红灯笼高高挂》中，张艺谋继续发展这几个主题，独特的视觉风格在他的电影中更形突出，并且更加着力强调布匹的色彩、华丽的织锦，和高挂的红灯笼。《菊豆》和《大红灯笼高高挂》是对于如下主题的进一步探索：年轻美丽的新娘嫁给旧社会老迈（也多半是象征其阳痿）的父权家长。而同时，张艺谋也因这三部电影招致以东方风情迎合西方观众对于中国、尤其是中国女人的迷恋与幻想的批评。对于这些指控，张艺谋有他的回应。

到1990年代中期为止，张艺谋和创作伴侣巩俐不停地拓展对于各个历史时期、不同类型与拍摄手法的探索与尝试。1992年的《秋菊打官司》标志了全新的突破，如同张艺谋在访谈中所表示的，连他的合作伙伴都不看好能够成功。《秋菊打官司》是在陕西农村拍摄的，故事是描写一个农村女人因丈夫被村长踢伤了下体而进城告官，在中国官僚体系中不屈不挠地“要一个说法”。这部电影对张艺谋的创作而言是一次重要突破，他摆脱了以往华丽的画面、抢眼的色彩，拍出了朴实、纪录片式的写实风格，而巩俐也演活了一个怀着身孕、力争权益、倔强顽强的农妇，优异的表现为她赢得了威尼斯电影节影后的头衔。《活着》改编自余华的得奖小说，不仅是张艺谋第一部以“文化大革命”创伤为主题的作品，也以更宽广的角度探讨了当代中国的历史与变化。电影涵盖了从1937至1945年的中日战争到“文化大革命”的这段历史，《活着》提出了在命运与大历史之前何谓生存的动人思考。在1995年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中，张艺谋继续他的新尝试，这部电影是他与巩俐合作的尾声（直到2006年的《满城尽带黄金甲》才再度合作），电影试图重现1930年代颓废的上海帮派世界，摄影极为华美。

《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后的十年，张艺谋摇摆于花哨的都市喜剧，像《有话好好说》和《幸福时光》，和近似《秋菊打官司》的写实作品之间，例如1999年的《一个都不能少》，和2005年描述日本父亲与儿子之间复杂关系的《千里走单骑》。不过，对于大多数观众来说，最大的惊奇还是张艺谋拍的武侠片，包括2002年的《英雄》、2004年的《十面埋伏》和2006年的《满城尽带黄金甲》。《英雄》打破了中国电影史上的票房纪录，也引发了对其中潜藏的政治意识前所未有的批判声浪，这部作品被指控为支持极权主义，甚至法西斯主义。[1]张艺谋驳斥这些指控，并且表示色彩的设计先于政治框架设定，故事背景在秦朝是出于他对颜色的迷恋。《十面埋伏》避开了政治争议，而着力于武侠类型，牺牲、复仇，当然，还再次以颜色决定了历史背景。《十面埋伏》依循《英雄》商业成功的模式，发行后跃升为当时中国电影史上第二赚钱的电影，仅次于《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