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凯歌：历史革命与反叛电影(6)（第2/2页）

就是他写出来的时候，大概是1985、1986年。我很喜欢，我觉得写得很好。我不知道阿城早期的小说是怎么获得这么独特的视野的，他真的和所有中国作家都不一样，这是很奇怪的。他对文学的感触是没有人能企及的。

●──阿城的文字很像沈从文和汪曾祺[7]，糅合了敏锐和诗意的风格，非常精细与微妙。将文字转译为视觉时，您面对了什么挑战？

非常困难！但我觉得我拍这个电影是因为当时的潮流，所以我觉得并没拍得那么好。如果换一个方式，用一种完全非象征主义的方式，去捕捉日常随意的生活，可能又是另外一种效果。但我着意研究中国的个人和他们文化之间是什么关系，人和文明之间的契约是什么，我们跟文明有什么样的约定。我觉得我们需要文明来约束自己，但我们给文明压迫的时间太久了，当时就是这个感觉。比如说，你好像永远摆脱不了汉字对你的约束，只要是中国人就认识汉字，认识汉字的话你就受到约束。这种约束是非常文化范围的讨论，我希望能表达这种看法，但却没有注意到电影的娱乐性，只觉得这个讨论是很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