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凯歌:历史革命与反叛电影(7)

●──《孩子王》是您最有力量、最具反思性与最美的电影。

我拍电影跟别的电影导演有一个区别,阿城有句话说得很好,他说其实一个人真实的东西、我们认为宝贵的东西没有多少,但是每次都要把真实的东西拿出来是很费力的。我拍《孩子王》时心里也非常费力,我觉得这电影很真诚,非常贴近我的内心,不管大家评价怎么样。

●──您原本就在云南待过,是否有将个人经验带进电影中?

其实我觉得我把阿城的东西破坏得很厉害,阿城不见得会喜欢这部电影,他未必喜欢,他可能会有他自己另外的看法,但是他既然把这个小说交给我,我就可以随意处理。我觉得其实跟小说本身是很不一样的。

●──《孩子王》之后您离开电影五年了,这段时间您的创作状况如何?

我在纽约。没别的目的,就是混,混的意思就是我有意识地不要有那么强的目的性。我观察我不熟悉的社会、不熟悉的文化,在那种环境里我觉得也挺开心的,我想这对我日后的创作有很好的影响。

●──《边走边唱》在当代中国电影中非常特殊,因为它有力的意象、难以理解的主题以及非传统的手法。经过五年的沉默,您想通过这部电影表达什么?

这是很奇怪的一部电影。当时我的感觉是愈来愈虚无,为什么有这种感觉呢,因为我不知道应该跟随谁才好。我在纽约看到美国社会蛮多正面的、好的一面,比如美国人的宗教感,这是美国人立国的基础,另外就是纽约这座城市特有的精神世界。这些东西对我其实有蛮大的影响,好像第一次比较真切地认识到,所谓人的价值是什么,我们说我们是“人”,人到底是什么。但同时我又看到中国当时那个情形让我很失望的一面。

所以我觉得《边走边唱》是一个游戏,最后我们打开的琴盒,里边到底是什么?我们到底能够追随什么?我们最终看到的将是什么?其实这部电影是很多艺术家最终都要提出的问题:“我们是谁?从哪儿来?到哪儿去?”这是个永远没有答案的问题,但每个艺术家总有一天都要问这个问题。我现在不会问这个问题了,但我知道这个问题仍然存在。

那时候我的心情比较悲凉,跟1989年有直接的关系。你也可以说,《边走边唱》与此有非常直接的关系。无疑,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也一样,这是肯定的。所以我有意深入探寻精神家园及个人的内在世界,结果发现我们的精神家园是那么孤寂荒凉的一个地方。其实这两个人就像我自己一样,不断地走、不断地走,但我们不知道能走到哪儿去。我们的琴声、我们的演唱是那么微弱。所以可以把这部电影看做是陈凯歌的精神自传。我有这种感觉。我们最后拿到的是一张白纸,但你还得有信心继续往前走。所以我觉得,所有拍作者电影的导演,或是严肃的文学作家,都会做出与此类似的个人陈述的东西。

生命时间是不能停止的,为什么片名会用“边走边唱”,因为那种永远无法追回的时间,感觉很强烈。

●──在国际市场上,《霸王别姬》是您最为成功的一部电影。十年之后回头看这部艺术电影卖座佳片,您对它和它的成功有什么想法?

我仍然觉得这是部很好的电影。很多人都说,《霸王别姬》以后,或者从《霸王别姬》开始,我好像比较放弃艺术的表达,转到商业,其实不是这样的。其实这跟我在美国的生活有一定的关系,我觉得我们太绝对了、太极端了,我们对自己的文化的看法应该是,中国的词汇里其实有这个词,但大家不太去用,就是宽容。我觉得我所有电影的人物都是叛逆的,都是对社会怀疑的,都是对现存的环境挑战的,其实在《霸王别姬》里,张国荣饰演的程蝶衣是非常典型的这样一个人。基本上他没有办法与现存的、成形的社会合作。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叛逆,对于他的叛逆他没有别的武器,就是他的诚实、他的真挚、他对于事情那样坦白的态度。当时跟编剧讨论角色时我就说围绕着他的世界一切都在变化,只有他不变,他就是这样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