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晋：电影创作六十年(8)（第2/2页）

●──1970年代、“文化大革命”期间，电影导演因为当时激进的政治气氛而无法拍摄电影。然而您不同，在那段时间您作为一个电影人，仍持续您的电影梦──或该说是噩梦？在这样社会动荡、政治高压的年代拍摄电影，是什么样的景况？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拍过电影，拍过样板戏。当时虽然还没复职，但是什么都打倒了、都没人了，所以我和其他一些年轻电影导演就被指派拍样板戏。这些戏都是当时政治气氛的产物；现在回想起来，那真是场噩梦。不光是一场噩梦，我父亲吃安眠药自杀、母亲跳楼自杀，都是我去把他们抱上来的。当时我还关在厂里不许出来。一开始我很自责，后来也想通了，这不是个人的悲剧。那不只是针对着我，即使那些创建我们国家的人也都遭受了迫害。我估计以后会有很多的作品从这场悲剧里出来，会有真正反省“文化大革命”的杰作。这是人性的毁灭，发生在父子之间、朋友之间，这是时代的悲剧，我们中华民族的悲剧，以前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在提到“文化大革命”总会称它“史无前例”。我们应当记得这个词，“史无前例”，过去历史上没有过。毛主席是犯了严重的错误，中国以后一定会出现非常重要的作品。

我想，研究一个国家的电影，尤其是重要的电影，要了解很多那个国家的历史背景。越战结束后有些电影拍得非常好，像科波拉（Francis Ford Coppola）的《现代启示录》（Apocalypse Now， 1979）。如果不是这场战争，也不会有这些电影创作出来。后来我几部主要的电影也一样，像《天云山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