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第3/3页）

“你凭什么说他是三流作家？”

“他只会玩弄文学游戏。”

“你有什么根据？”

“他自己就说过嘛，文学只不过是游戏。”

“他所说的‘游戏’，跟你所理解的‘游戏’也许不很一样……”

“一样，都是无病呻吟。”

接下来，他又发表了一通高论，大抵是人民养活了你们这些作家，你们却在玩文学游戏，很不道德之类。我想了想，就问他是否喜欢王国维。“那当然了，王静安这三个字可不是随便叫的。”

“王国维也说过‘文学是游戏’同样的话呢。”

“他说过吗？”

我告诉他，王国维在《文学小言》一文中曾明确写道：“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

“他怎么能说这么糊涂的话呢？不可能。”

我也没有与他争辩，就起身告辞了。后来，我又在校园中碰到过他一次，说来奇怪，仍然是在丽娃河的桥头。这一次，他告诉我，他已经决定抛弃王国维了，还说，这个人最后自沉于颐和园，境界有问题云云。望着他那瘦弱的背影，我心里忽然生出一种怅惘之感，总觉得自己有什么地方对不起王国维。

至少就中国的文学界而言，博尔赫斯为人诟病最多的莫过于他的“游戏说”。尤其是在那些以倡导所谓“终极关怀”、“精神归宿”、“现实苦难”为己任的批评者眼中，“游戏”二字实在是过于刺眼了。他们全然不去考虑，作为一个人，博尔赫斯所持有的严肃的政治立场，创作上一丝不苟的态度，他对极权、独裁政治的憎恶与蔑视。他就是因为在反对庇隆政权的宣言上签名而被革去市立图书馆馆长一职的。他们不去探究博尔赫斯的游戏与阿根廷的社会现实构成的隐喻关系。他们忘记了，博尔赫斯所描述的主题，不仅在西方渊源已久，在中国亦是代代相续，从未断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