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笔会（第2/3页）

《追忆乌攸先生》是我正式发表的第一篇作品，不消说，参加笔会这样的活动，也是平生头一遭。可当时我正在经历失恋的打击，喜悦来得很不是时候。华东师大被邀请与会的，还有教育系的姚霏。我们各自去系里履行了报批手续，去十六铺码头预定了去青岛的船票，还准备了一大堆后来根本没有派上用场的仁丹和晕船药。

青岛的笔会，被安排在海边的一座部队疗养院里举行。为海军首长修建的这座疗养院，朴素中透着奢华，也可以说奢华中显出朴素。我所居住的那个房间，东南两面朝海，躺在床上都可以看见大海中乘风破浪的军舰。除了宽大的卧室之外，每个房间都配有装饰考究的会客厅。当然最显眼的，莫过于屋里铺着的红色地毯。我还是第一次住在有地毯的房子里，感觉上很不真实。我的同屋和我一样，也没见过什么世面，他不断盘问我，这样的房子是给司令住，还是给军长住？我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他是一位农民作家，来自山东的菏泽，名叫陈进轩。当他的家人接到来青岛开会的通知，满世界去找他的时候，他老人家正在地里挥汗如雨地割麦子呢。由于时间很紧，他从麦地里钻出来，一路小跑，直接就去了火车站。为了证明他并非说谎，老陈高高地挽起裤腿，执意要我去欣赏他那被麦茬戳得红肿的小腿。老陈是一个十分朴实的人，我们很快就混熟了。他给我讲了很多他们当地的奇闻异事、风俗掌故，还把他们地方上的一些少儿不宜的酸曲唱给我听。也许衣服没带够，我记得他每天都要把大量时间用在洗衣服上。

我原先以为所谓的“笔会”，就是将作家们召集到一起开会，可是我们在青岛的十多天里，会是一天没开过。也没人管你干什么。后来我们才知道，不开会，正是笔会的原则之一。看来这个世界上的新奇事还真不少呢。我和老陈结伴，在海边的沙滩上捡了几天贝壳之后，终于有点不知道如何打发时间了。好在不久之后，我又结识了一个新玩伴——来自福建的北村（我们当时还叫他康洪）。我们之所以走得很近，主要是因为年龄相仿，同时又都来自大学的缘故。开头几次见面，话题总是离不开残雪女士发表在《中国》上的《苍老的浮云》。北村是一个十分健谈且雄辩的人，他对各种名色的西方现代小说理论十分熟悉，而且常常夹带着一些自己的私货，不时发明出一些只有他自己才能搞懂的概念来。我记得他所发明的最费解的理论之一就是“暗射”，很容易使人联想到“谋杀”和“伏击”，以及诸如此类见不得人的勾当。不过，那时的北村基本上还是一个腼腆、纯情的青年，似乎正在热恋中。如果你看见他愁容满面，那一定是因为找不到地方给远在福州的女友打电话；如果看见他情绪过于亢奋，多半是因为刚刚给女友打完电话。他不知从哪里搞来了一本克洛德·西蒙的《佛兰德公路》，是编辑部的校样，还未公开出版，书名被错误地翻译为《弗兰达尔的道路》。这部书的清样引发了我们持久而热烈的讨论，但讨论的重点仅限于这本书的题词：

我过去以为自己在学习怎样生活，

其实是在学习怎样死亡

丁玲因为身体原因未能到会，让我们一睹大师风采的希望落了空。而王中忱据说要在北京的编辑部看家，也让人不太好理解。因此，我们基本上是跟在吴滨的身后转。参加这次笔会的作家，依照年龄、职业以及熟悉程度，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不同的圈子。由吴滨招呼着，在这些圈子之间不停地穿梭往来，成了我们每天的日常功课。陈明和牛汉先生平常很少露面，我们只能偶尔在餐厅里朝他们远远地瞄上一两眼。北岛、多多和徐星他们扎成一堆，似乎也不太容易接近。他们在晚上偶尔也会举办一些交谊舞会什么的，据北村说，舞伴还是从青岛歌舞团请来的专业演员。我倒是很想去长长见识，但我们屋的老陈认为去跳舞纯属浪费时间，还不如关在屋里下盘象棋来得好玩。多多据说早年受过正规的声乐训练。有时候，在众人的央求下，他也会在餐厅里唱上一段歌剧或艺术歌曲，我们在尚不知歌剧为何物的前提下，一致公认他比专业演员唱得还要好。而北岛和我也有过一次交谈。当时我们正在前往崂山的途中。在车上，我们恰好坐在一起，一句话不说似乎不太礼貌，也有悖人之常情。于是他忽然问我道：你是从哪里来的？我回答说：上海。他接着道：以后来北京，找我玩来。我说，那敢情好。谈话就此结束。还有几位作家，似乎是从部队里来的。他们总爱神秘兮兮地聚在一起畅谈政治内幕。有一天，我和老陈去他们屋里串门，恰巧碰见他们在讨论林彪和陈伯达的逸闻趣事。那些当初听上去匪夷所思的无稽之谈，在今天居然为大量的文献资料所证实，可见他们也不是一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