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如此皇帝（第4/7页）

的确，对于不少人来说，遇到了雍正，真是摊上了一个好皇帝。

雍正十分重视用人问题。他多次说：“治天下惟以用人为本，其余皆枝叶耳！”这个道理，不少人都懂得，“尊重人才”的口号也喊了多年。问题并不难在知道用人的重要，而难在下面两个问题：怎么用？该用谁？这又实际上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什么是人才？

对于这个问题，历来有两种看法。这两种看法，又可以归结为两个原则，即道德原则和能力原则。前者认为，德比才更重要。一个人，如果有才无德，就宁可不用。这种观点导致的后果，往往是“宁要听话的饭桶，不要不听话的人才”，或“宁要奴才，不要人才”。后者则主张“惟才是举”。只要有能力，有才干，不仁不孝、盗嫂受金也不要紧。这种主张的后果，便难免文人无行，小人当道。当然，大家公认，最理想的还是“德才兼备”。问题在于，不能兼备怎么办？你是要德呢？还是要才？

雍正主张换一个角度来考虑问题。他很赞赏鄂尔泰的一段话。鄂尔泰说：“事有缓急难易，人有强柔短长。”一个人，如果用得不是地方，那么即便是有能力的人也可能没有效益，即便是有道德的人也可能耽误国事。相反，如果用得是地方，那么，即便是常人也能有所作为，即便是小人也能做好事情。总之，因才，因地，因事，因时来使用人才，那就一定能做到“官无弃人，政无废事”（安排职务没有不可用之人，施行政治没有办不成的事）。道理很简单：人和事都各得其所么！

这实在是太高明了。人事人事，不就是人和事么？何况，用人的目的，原本就是为了做事。所以，不能脱离事来孤立地考察人。那是永远都得不出正确结论来的。显然，问题不在于谁行谁不行，而在于会用不会用。比如朱轼，学问好，为人正派，贤良清正，但有些书生气，雍正便让他去教弘历读书。李卫，文化水平低，为人粗鲁，有江湖习气，但人很精明，胆子又大，办事利索，雍正便让他去抓强盗。结果两人都干得很好，德与才也不发生矛盾。如果反过来，让朱轼去抓强盗，李卫去教书，肯定都是一塌糊涂。可见，抽象地讨论德才问题毫无意义，而鄂尔泰在德才之外提出一个“事”来作为用人的原则，应该说是相当高明，也解决了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难题。

当然，德才二字也不可不讲，但雍正认为应该重新解释。在他之前，包括康熙皇帝在内，历代帝王都奉司马昭的“三字经”为圭臬。这三个字，就是清、慎、勤，也就是清廉、谨慎、勤勉。但雍正不以为然。他在藩邸多年，深知官场习气，早就把这三个字变了味道：清变成了装穷，实则沽名钓誉；慎变成了怕事，实则推诿扯皮；勤变成了琐碎，实则因小失大。结果，有着“清慎廉”美名的一些所谓“清官”，其实是“巧宦”和“循吏”。他们或者只知洁己，不知奉公，或者大错误不犯，小毛病不断，总之都不做事。或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或群居终日，言不及义。但是，因为他们或自命清高，或胆小怕事，因此不会被考评为贪墨或浮躁，符合清与慎的标准。如果再能忙些鸡毛蒜皮的琐事，还能得到勤的考语。于是，朝廷即便发现某官并不称职，甚至是饭桶草包，也奈何不得。

雍正要做事，要搞改革，当然不能容忍这种陋习。因此，他提出新的标准，即公、忠、廉、能。这四个标准，其实是一以贯之的：忠君报国者必公，公而忘私者必廉，而有此公忠之心，则必勤劳王事，而至于能。实在秉赋能力太差，也可以培养学习或调作他用。总之，一个好的官员，应该同时是忠臣、清官、干吏、能员，并不光是只要清廉不犯错误，就能保住禄位，做太平官。比如吴桥知县常三乐，“操守廉洁”而“懦弱不振”，就应该撤销知县职务，改任不理民事的学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