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如此皇帝（第2/7页）

密折政治就高明得多了。它虽然也含有不放心手下官员的意思在内，却表现为对官员的高度信任。这就是：只有皇上信得过的人，才给予密奏权。雍正一朝，有密奏权的人尽管大大超过康熙一朝（大约十倍），副省级以上官员都可专折密奏，但仍然是一种特权。封疆大吏一旦失宠，便会失去这特权；底层小官如蒙圣眷，也可以得到这特权。特权总是令人羡慕的，直接和皇上对话更是实惠甚多。尤其是那些品级较低又远在外地的官员，一辈子也难得和皇帝说上几句话。现在有了“直通热线”，有什么说什么，想告谁就告谁，顶头上司也管不了，还不怕泄密，其欢欣雀跃为何如？自然积极踊跃奏写密折，心甘情愿地充当皇帝的耳目。

皇帝的实惠也不小。废除了人人憎恶的特务政治，既省下一笔开支，又大得人心，还能防止特权的滥用。因为大小臣僚除了上折言事外，并无其他权力，也无特定组织，不会像明代的厂卫那样，变成帝国尾大不掉的毒瘤。但是，皇帝的耳目，却又不因特务机关的撤销而减少，反倒变得更多、更广。因为副省级以上官员，都变成了皇帝的耳目。这些耳目撒遍全国，无处不在，构成了一张无所不包又极其灵通的情报网络。这些耳目互相监控，又各不知情，只有皇帝一人居高临下，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足不出户而天下事尽知。于是皇帝便成了帝国的神经中枢，成了全国惟一的全知全能者。遍布中央各部和全国各省有密折权的官员，是他的神经末梢，也是他手中的牌。皇帝可以用这些牌来运筹帷幄，也可以用这些牌让官员们竞争恩宠，自己坐收渔利。总之，正因为建立了密折制度这样一个“经络系统”，帝国的心脏和手足才真正联通了，皇帝也才真正成了国家的“元首”——帝国的意志所在。

雍正的密折政治，很值得专门探讨和研究。

自从秦始皇建立了中央集权专制体制，如何统治和管理我们这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一统帝国，一直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难题。明清以前历代王朝的做法，是通过意识形态和伦理道德治国。这就是汉武帝要独尊儒术而隋唐要建立科举制度的原因。按照这个政治设计，我们帝国主要是由一大批熟读儒家经典、绝对忠于皇室的文官来管理的。农业时代的帝国虽然庞大，事务却并不繁杂，无非按期缴纳赋税和保证地方治安。另外两件并非常规性的工作，则是抵御外敌和救济灾民。如果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官清吏廉，民风淳朴，则地方官是非常轻松的。所以那些承平时代的地方官员，常常有许多闲情，可以吟花弄月，甚至著书立说，可见工作不忙。但是，这种“太平盛世”的理想，却建立在并不牢靠的基础上。如果天旱水涝，颗粒无收，或官贪吏污，绅劣民刁，又如之何呢？那意识形态和伦理道德还管用么？只怕即便孔子在世，也无法敦风化俗。

何况，即便大家都是海瑞，也并非没有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大家都是海瑞，还要皇帝干什么？难道真的“虚君共和”不成？没有哪个皇帝愿意成为“虚君”。封建王朝早期那些有为之君，更不愿意自己和自己的后代成为“名义上的国家元首”，真的“政由宁氏，祭则寡人”（国家由权臣管理，皇帝只从事礼仪活动）。这种心态不能完全说是自私。因为大家都是海瑞，皇帝自然省心。但如果大家都是严嵩，还能省心吗？那时候，皇帝就得考虑脑袋还长不长在自己身上的问题了。

事实上，靠道德或礼仪来治国，是完全靠不住的（这一点我们前面已多次讲过），这才有了明代的特务政治。雍正总结历朝历代的经验教训，认为德治和礼治并不可靠（但也不能放弃），特务政治弊端甚多。惟一的办法，是实行“人治”。不过这种“人治”，有特定的涵义，那就是：除了皇帝，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充当这种统治的主体。因此准确地说，它应该叫做“帝治”——皇帝一人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