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屡被罢官的官（第3/6页）

严嵩的另一党羽鄢懋卿也在海瑞这里碰了一个软钉子。鄢懋卿奉命钦差巡视浙江盐务，事先曾明发通令，声称本院“素性简朴，不喜逢迎”，因此“凡饮食供帐俱宜简朴为尚，毋得过为华奢，靡费里甲”。这种官样文章，原本是此类人物标榜俭朴以沽名钓誉的把戏，十足的既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所以沿途官员都不当真，接待也极尽奢靡，所费自然都是民脂民膏。海瑞却一本正经地上了一个禀帖，规规矩矩写上“严州府淳安县知县海谨禀”。禀帖先是照录鄢懋卿的通令原文，接着又说据悉钦差大人所到之处，接待逢迎与通令所言完全两样。不但要摆酒席，还要供应女人，每席耗银三四百两，连小便器都要用银子打造。因此下官糊涂起来了，不知是按通令的要求做呢，还是照前面的样子做？按通令的要求做吧，深怕简慢了大人；照前面的样子来做吧，又怕违背了大人体恤百姓的好意。因此恳请大人明示，到底怎样做才好。鄢懋卿看了禀帖，一肚子火气发作不得，只好不过严州，绕道而去。

海瑞这一手不但吓退了鄢懋卿，也吓坏了严州知府。他对海瑞大发雷霆，问他为什么这样惹是生非。海瑞既不顶撞，也不辩白，等知府把脾气发够了，才作揖告退。后来，知府大人见海瑞此举并没有惹来什么祸事，又感激地对海瑞说：淳安百姓逃此一难，真难为你了！真难为你了！

不过这回知府大人又搞错了。海瑞如此直言抗命顶撞上峰，连钦差大臣都被弄得下不了台，岂有不遭报复之理？果然，就在海瑞接到升任嘉兴通判调令，正准备和新任淳安知县办移交时，袁淳在京弹劾了他。袁淳也是严嵩一党，和鄢懋卿更是狐朋狗友。他作为巡盐御史出巡浙江时，在海瑞那里亲身领教了简慢的招待，还和海瑞大吵了一架，于是便弹劾海瑞“倨傲弗恭，不安分守”。尽管海瑞并无过错，也尽管严嵩已被免职，鄢懋卿也被充了军，但朝中大臣们此刻热衷的是权力与利益的再分配，没有人关心这个举人出身、既无后台而脾气又有些古怪的七品芝麻官。只是由于曾当过海瑞上司的朱衡已任吏部侍郎，极力向吏部尚书严讽推荐，海瑞才在免职后又被调任兴国知县。

按说，像海瑞这样不会巴结上司，还要老去惹是生非的人，能保住七品县令的职位，已经是万幸了。他原本只能在几个边远贫穷的小县调来调去，最多升个六品闲差然后退休。然而海瑞的运气出奇的好。严嵩的倒台终于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人们开始对严嵩当权时的人和事一一进行清理和甄别。中国官场历来就是以人划线的。严嵩一倒，他所扶植任用的胡宗宪、鄢懋卿之流也得跟着完蛋。这些人既然被确定为坏人，那么，当年反对过他们的人也就一律是好人。这也是中国政治斗争中最通用的逻辑，历来如此的。海瑞以卑微之职公然对抗令人谈虎色变的权臣，就不但是大大的好人，而且是大大的英雄了。这样的英雄如果不能加以表彰，委以重任，那就不但是帝国的奇耻大辱，而且是吏部的严重失职。于是，在担任兴国知县一年半后，海瑞被调往北京，任户部云南司主事，官阶正六品。

户部主事，是一个不大不小、不上不下的职位。正如黄仁宇先生所言：“大政方针出自堂官尚书侍郎，技术上的细节则为吏员所操纵。像海瑞这样的主事，根本不必每日到部办公，不过只是日渐一日增积做官的资历而已。”[2]

然而海瑞是一个闲不住的人，想做事的人，喜欢琢磨问题的人，对国家对君主认真负责的人，也是个只知进不知退的人。即便居于一个闲散的职位，他也不想在无所事事中打发时光。既然没有小事可做，那他就只好去考虑大事。他现在已经进入中央政府（尽管职位低得可怜，离所谓中枢还十分遥远），不再是一个有局限的地方官，很可以站在历史和全局的高度思考一些问题了。何况他的工作任务又不繁重，不像在做县令时那样，每天要处理许多繁琐而具体的事务。这就使他有充裕的时间去胡思乱想。而且，与那些自命不凡、以天下为己任的儒生一样，海瑞认为他应该对时局和朝政发布自己高屋建瓴的见解，而国家的现状又十分地令他不能满意。不但离孔夫子他们设计的唐尧虞舜般太平盛世相距甚远，而且简直就是危机四伏。海瑞觉得自己不能沉默。沉默就是不负责任，就是对历史对国家对君王对祖宗犯罪。一股正义感和使命感从他心中升起。他决定发起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