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第2/4页）

但是这些都要等我出差回来才行。

我收到了W.格里尔的回复，确认她已经死了。是自杀，她说到做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不过，也许她蛰伏在芝加哥的某个公寓里，希望全世界相信她死了。我怎么知道？只能是每天看一下，以防万一。

“她对她的胎记很感兴趣，”海蒂的话打断了我的思路。

“谁？”

“医生。”

“婴儿的胎记？”我问。我想起海蒂给她垫着蓝浴巾擦身体的时候，我在她的腿后面看见过一块。

“是，”她说，“据说那个叫葡萄酒色痣。”我想象着一杯葡萄酒洒在她腿后的样子。她说起血管胎记和毛细血管扩张，还说婴儿皮下血管扩张。按照医生的建议，她对我说我们应该考虑激光切除。她这样说好像这是我们该考虑的事。我们，她和我，好像我们在谈论的是自己的孩子。

我仿佛看见我的妻子，散着意大利面似的头发，睁着疲惫的双眼，面无表情地对着电话说：“医生说随着孩子的成长，他们会为此而自卑。趁婴儿的血管还比较细小，治疗更容易些。”

我没说话。我无言以对。我张开嘴，又闭上。因为实在没什么好说的，我问：“佐伊怎么样？”海蒂回答：“挺好的。”

对于胎记，我只字未提。

我们的对话从胎记转到天气，海蒂的声音听上去有气无力，已经到了极限，就像弹簧玩具一样，拉开太大就回不到原来的位置了。我差一点儿就心生愧疚了，差一点儿。

当时我的记忆飘回到我和海蒂没有孩子之前的日子里——在佐伊之前，在她不愿意承认的严重地毁了她生活的流产之前——每周六晚上，在我们以前住的公寓里，我们会一步两级地从楼梯爬上楼顶的平台，观看海军码头的烟花。我怀念我们坐在一起的时候，坐在一条长凳上，喝同一瓶啤酒，注视着城市的风景。那时我们有那么多的愿望：环球旅行，到处观光，一起参加三项全能竞赛。当我们有了一个孩子的时候所有的计划都泡汤了。我从来不想过这样的夫妻生活，不想两个人被各自的理想和共同的孩子折磨得精疲力尽，这种生活应该被看似更有意义的生活所摒弃、所掩盖、所代替。

我渴望婚姻让海蒂和我成为队友。但是最近我感觉我们好像是对手，打比赛的对手。在女孩和婴儿的乱麻里我开始烦她。

然而，再想想她疲惫的眼神和意大利面似的头发，我对自己说这是她的一贯作风。

无论如何，我总忘不掉那张字条，那张装在我的公文包里只写着一个“是”字的字条。我在机场把它掏出来，拿到飞机上。到了纽约，在市中心的豪华酒店办入住的时候我把它掏出来。在前台和卡西迪、汤姆、亨利分手各奔房间的时候，我又把它掏出来。我的房间富丽堂皇，我坐在整洁的白床单上掏出字条，拿在手里。我不知不觉地开始研究这张字条的细节。她哪来的紫色便签纸？她的字迹潦草，是因为紧张吗？还是因为婴儿的吵闹时间仓促？ 还是她的书写本来就比我的还糟？

我在琢磨她写字条的时间：是她听见关门的声音，在佐伊的呼吸变得沉稳，我们刚睡觉的时候？还是半夜，被人虐待的记忆像瘟疫般缠着她，让她整夜辗转反侧无法入睡的时候？再或者是凌晨，她听见我的闹钟响，趁我洗澡的时候蹑手蹑脚地到门口打开了我的公文包，然后返回屋里。

谁知道呢？

现在，过了一天，会议结束后我约汤姆、亨利和卡西迪二十分钟后在酒店的酒吧见。我在犹豫要不要告诉海蒂字条的事。但是告诉她有什么好处呢？只会让她更跟着感觉走。有证据表明女孩受虐——只是她承认了——足以让海蒂提出收留她，永远的，就像那两只可恶的猫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