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柳

在这里,我们都穿着背后缝着“青少年”字样的橘色连体服;住在砖房里,两个人一间,睡双层的金属床;我们的房间和走廊隔着坚硬的栅栏,看守是长得像男人一样强悍的女人,整夜在水泥地上巡视;我们用有缺口的餐盘盛肉类、面包、水果、蔬菜和一瓶牛奶,然后围坐在餐厅的长条桌旁一起吃饭。

这和从垃圾里捡食物、露宿街头比起来还真的不算差。

我的室友是个女孩,她告诉我她叫迪娃,但是看守叫她谢尔比。她的头发是紫红色的,眉毛却是棕色的。她唱歌,不停地唱,整夜整夜地唱。看守和其他的狱友命令她闭嘴,说会用袜子堵住她的嘴,以及闭上她的臭嘴,等等,总之各种谩骂声从我们看不见的地方传过来。我问她为什么会在这里,像我一样被关在金属栅栏里。她坐在水泥地上,因为她认准了床上有陷阱,说:“你最好不要知道。”我只好自己琢磨。

她十五岁,也许十六岁,和我同龄。她的身上有各式各样的穿孔:嘴唇上、鼻子上、耳朵上。她伸出舌头让我看那上面的洞,告诉我当时她的舌头肿得有两个那么厚,好几天都不能说话,她知道有个女孩的舌头被扯成了两半。她说她的乳头和肚脐上也有洞。她还提起在橘色连体服里面的一些洞,告诉我在被关进监狱前,看守看着她取下了挂在外阴上的“J”形环,然后低声嘟囔了一句:“该死的同性恋。”

我尴尬地别过头。她开始唱歌。有人让她闭嘴。她唱的声音更大了,跑调且刺耳,就像货车紧急刹车时发出的声音。

看守来提审我。她给我戴上手铐,拽着我的胳膊走进那间摆着金属桌的冷屋子。露易丝·弗洛雷斯在墙角望着窗外,背对我。她穿着一件起了球的烟色羊毛衫,黑色的裤子。桌子上摆着一杯茶,还有给我的果汁。

“早上好,克莱尔。”我们在桌子旁边坐好以后她说,但是没有笑容。墙上的钟表显示刚过10点。

弗洛雷斯夫人示意看守摘掉我的手铐。

昨天的男看守不见了,换了一个发髻灰白的中年妇女。她双手交叉端在胸前,站在墙角,枪把露在枪套外面。

“我给你准备了一杯果汁,” 弗洛雷斯夫人说,“还有一个甜甜圈。”她边说边把一个纸袋放在桌子上。

她把眼镜推到鼻梁上,翻开昨天的记录。昨天说到我和马修离开奥马哈的家,坐汽车去了动物园。

“那天下午你回家之后发生了什么?是从动物园回去的吗?” 她问。

“什么也没发生,夫人,”我回答,伸手摸到纸口袋,拿出甜甜圈,双层巧克力还带着糖屑,我把它塞进嘴里。“我在约瑟夫到家前回去的,”我含糊地说,“也比艾萨克早,米利亚姆在她的房间里,不知道时间,什么都不知道。我给她做了午饭,然后开始洗衣服。后来,我告诉约瑟夫我一整天都在洗衣服,我有证据——衣服晾在绳上。他永远不会知道我撒谎了。”

她递给我一张餐巾纸,示意我擦擦脸蛋。我擦掉巧克力渣,舔干净手指,又喝了一大口果汁。

我告诉她,逐渐地我习惯了和马修一起坐车出去。我们再也没有去过动物园,因为那里要钱,可是马修没有钱。我们去不要钱的地方。我们去公园,马修教我荡秋千。自从离开奥加拉拉以后,我就忘了秋千是什么了。有时候,我们只是沿着奥马哈的街道走,走过高大的建筑物,走过很多人。

然后,有一天,马修带我去了图书馆。我曾经特别喜欢和妈妈去图书馆,对此我记忆犹新。我喜欢面对那些书,喜欢闻到它们的气味。成千上万本书,多得数不清的书!马修问我想知道什么——大千世界里的任何事情——我认真地想了很长时间之后告诉马修我想了解星球。他点点头说:“好的,那是天文学 。”然后他像在自己的地盘似的,熟练地带我走到一大堆天文书面前,给我讲太阳、月亮和星辰。图书馆里很安静,这趟走廊里没有其他人,夹在笔直的书架中间,仿佛全世界只剩下我们两个。我们靠着书架坐在地板上,我把书从架子上一本接一本地取下来,欣赏它们的封皮:黑色的夜空,满天繁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