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土崩瓦解的世界（第5/8页）

在“紧急状态”前的一次演讲中，最受尊敬的反对派领袖贾亚·普拉卡什·纳拉扬说：“危害了这个国家之完整的还不只是异议和争吵，更严重的是我们对待它们的态度。我们经常表现得如同野兽。在对待村庄宿怨、学生组织、劳动争议、宗教游行、边界纠纷或重大政治问题时，我们更倾向于表现得充满攻击性、野性和暴力。我们烧杀抢掠，还时常犯下更邪恶的罪行。”

骚乱的暴力可以自然平息，它可以就像现在这样，由“紧急状态”中的规定所控制。但还有一种更古老、更深层的印度暴力。这一暴力在外国统治时期未被触碰，也在甘地时代存活了下来。它已成为印度教社会秩序的一部分，它隐身于一个大舞台，消失在普遍的悲苦中。而在现在的“紧急状态”中，由于强调的是改革，是社会的“弱势阶层”，受管制的新闻界披露出的故事就好像发生在另一个时代。一个男孩因为无法偿还一百五十卢比（相当于十五美元）的债务，被村里的放债者抓去做了四年奴隶；九月，在南方的维洛尔，村里有种姓的印度教徒把“不可接触者”们的茅屋围起来，污染他们的井水，使他们被迫离村；十月，在西部古吉拉特邦的一个村子，发生了一次攻击苦力、洗劫其粮食的反“不可接触者”的恐怖行动；还有在某个北方地区“不可接触者”中的习俗：男人们为了给有种姓的地主偿还小额债务，将妻子卖到德里的妓院。

对古代的雅利安人来说，“不可接触者”就是“行尸走肉”。像他以前的改革家们一样，甘地努力让他们成为神圣的印度教体系中的一个部分。他称他们为“哈里真”—神之子民。这显然是一个语言上的巧合，他们至今仍是神的劣民。即使是在恒河岸边艾哈迈达巴德的“不合作主义学院”也是一样，这座学院是甘地从南非回国后亲自建立的，他就是在那里发起了伟大的一九三○年食盐长征。这几天在“旅游发展公司”的资助下，晚上灯光照射着学院，早晨灯光则照着其中一座建筑，那是为“哈里真”的女孩们建立的学校。“落后阶级，落后阶级。”一个突然成了我导游的老婆罗门满心虔诚地解释，把这些女孩变成了敬而远之的东西。古老的暴力仍然存在，乡村里的“不可接触者”迫于恐怖以及故意制造的饥饿，仍然维持着农奴身份。这些在印度都屡见不鲜，却突然成了新闻。

尼赫鲁先生有一次评论说，印度的一个危险是，贫穷可能被奉为神圣。甘地主义中就曾有这样的现象。圣雄的简朴似乎把贫穷神圣化了，成了所有真理的基础，成了独一无二的印度的财富。所以在独立二十年后，它仍然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英迪拉·甘地夫人在一九七一年将贫困列为政治问题，她那一年的竞选口号即是“远离贫困”。而当时她的对手则进行着另一类战争，他们回答：“远离英迪拉”。但此后印度开始快速发展。如今这里则在比赛着抗议。作为抗议的一个原因，印度神圣的贫穷一下子被视为永不枯竭的资源。看来总有另一种低层次的悲苦。

政府如今根据“紧急状态”的规定开始激进改革，颁布法令，废除几种农村债务。在比哈尔邦德罕巴德矿区恐吓矿工的两三百名放债人被逮捕。独立二十八年后，债务劳工被宣布为非法。债务劳工！十三年里我三次访问印度，总共待了十六个月，访问了这个国家很多地方的村庄，可我从没听说过债务劳工。班加罗尔《德干先驱报》的一篇社论解释了原因：“制度如生命一样古老……在农村，奴役制度的实行已经达到如此精致的程度，以至于受害者自己都感到有义务保持奴役状态。”—业！

伴随着独立与发展，混乱与信仰缺失，印度正清醒意识到常常隐藏在稳定表象下的悲苦和残酷，以及它这样继续下去的能力。不是所有人都满足于维持原状。旧有的平衡已经不在了，如今一片混乱。但除了混乱，除了老印度教体系的崩塌，除了拒绝的精神，印度还正在学习新的观察和感受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