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原谅，不可以遗忘（第2/4页）

最令我不安的，毋宁是一个哲学上的问题：人，究竟可以为他自己的行为负责到哪一个程度？

一个刽子手的责任，在看准了头颈的分寸，一刀霍下，让鲜血喷起，人头落地。

被杀的人究竟有罪或者冤枉，不是刽子手的事情。甚至于即使他明明知道眼前跪着的人其实无辜，也没有人会指责刽子手为凶手。我们可以说，刽子手只是奉命行事，做一天和尚当然就得撞一天钟。应该负责的，是判官；或者，是那个不健全的审判制度；再抽象一点，我们不妨这么说，错在那个封建的社会。

一个政府发言人的责任，在对准了舆论界，将早已作好决定的政府立场转达给民众。而作成决定的政府是否在撒谎、欺骗，不是发言人的责任。甚至于即使他分明知道由自己嘴里讲出来的话是谎言，有悖他自己的良知判断，也不会有人指责发言人为欺骗者。他只是执行任务罢了。应该负责的，是那个存心欺骗的政府；或者说，是那个无法防御欺骗的、不完美的政府制度。

要渺小的个人负起责任是不公平的，个人只是“制度”这巨大机器中一个看都看不见的螺丝钉，机器在制造杀人的武器还是救人的工具，不是螺丝钉的责任。

可是，也有人认为人有充分的自主权，作不作螺丝钉都是自由意志的选择。既然是自由选择，个人就必须为他所作的选择担负后果。刽子手若明知冤命，而又不舍刀他去，那么他就成为凶手之一，因为他默许冤死的存在；而默许，就是促成。

发言人如果明知自己在传播谎言，而不挂冠求去，那么他就成为有罪的欺骗者，因为他容忍谎言；而容忍，就是制造。

里根为了打击卡扎菲，编造了一些假的新闻，由白宫发言人对世界宣布。谎言揭穿之后，国务卿的助理发言人Bernard Kalb面对满室新闻记者，当场辞职。“当工作与良知相抵触时，”六十四岁的Kalb说，“我只能选择其中之一。”

选择了良知的发言人，显然拒绝作一枚随着机器运转的螺丝钉。相当能代表十九世纪美国浪漫思想的梭罗，对渺小的个人有着更高的要求。一八四六年，美国与墨西哥打仗，当一个美国士兵把刺刀戳进墨西哥士兵胸膛的时候，他很可以说：对不起了，但我只是奉命行事；是我的政府贪图你的土地，挑起战事，造成你的枉死，但杀你实在不是我个人的责任。

梭罗没有任何政治力量来对抗政府已作的决定，但是，他显然觉得个人对一场不讲公理的战争有负责的必要，他选择了拒绝缴税，表示拒绝作一枚被动的螺丝钉。

对一个挥舞着刀、冲进墨西哥领土的美国士兵，梭罗等于在说：世界上没有“奉命行事”这回事。当工作任务与个人良知冲突的时候，你或者选择良知，即刻辞职退伍，后果也许是饿死；或者接受命令执行任务，那么你就是个凶手，没有自欺的余地。不管选择是什么，责任都在于个人。

当然，天真而浪漫的梭罗说，如果每个人都有高度自觉，拒绝作个不负责任的螺丝钉，那么那场不讲公理的仗也就打不成了。巨大的悲剧之所以发生，都只因为个人没有认清人的自主权，随波逐流，而流至不可控制的灾难。

没有任何人能以“奉命行事”作为无罪的借口，因为人唯一所该奉的“命”是自己的良知。

犹太人天罗地网，万里寻仇的狂热行为就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实践；第二，就是犹太人也深信人可以，而且必须完全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实际策划消灭犹太人的将领固然要血债血还，只是执行命令的军官也难逃其咎；受雇于纳粹的秘书、技工、管理员，更是帮凶。二十来岁的老麦，没受过太多教育，作为一个管理员，他每天的杂务之一，或许就是打开煤气开关，一板一眼把上司交待下来的工作做好。你可以说他是个奉公守法、克尽职守的工人。可是，他打开煤气的那个小工作，达成的效果是一屋子惨死的老弱妇孺；换句话说，老麦是个奉公守法的刽子手。犹太人在四十年后要制裁他，等于是制裁他缺乏自觉，不曾作一个拒绝奉命的小子。上了贼船，为什么不跳海离开？不跳海，就是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