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第2/21页）

我也不敢走太远。早上，我从家里出来，坐到圣米哈伊大街一家咖啡馆里，连蒙带猜地点一杯彩色的含酒精饮料，因为我看周围几位酒糟红鼻头的法国人都在喝它；我手里拿一份新买的法国报纸，观望街景，就这样无聊地泡到中午。我说服自己相信，我是在巴黎，这里的一切都与众不同，一切都很“欧洲”，只在这里存在真正的艺术和文学，只在这里住着文化修养很高的市民们，所有能够住在这里，住在法国人中间的人都会中彩票。在双叟咖啡馆里，每天下午匈牙利画家都指指点点地给我介绍“名人”——名人们就坐在隔壁的桌前抽雪茄，常去那里的有画家安德列·德兰[237]，作家杜亚美[238]，还有许多不知名的大人物，达达主义的明星们，怀着无穷无尽的艺术思想在灰底子上画黑点的超现实主义者们。我们满心虔诚地坐在阴影里。就连罗拉也惊叹不已，按理说她通常不会根据鼻子的形状、手势和音调判断一个人的。午饭后，罗拉回家，我一直到晚上，都站在街道对面教堂的大门口看一场场葬礼。那是燥热的秋季。我感到无聊至极。我没有心思看书，我只会一点法语，我羞于在巴黎的咖啡馆里翻着字典读法文书。在柏林，每天都会“发生什么”。在巴黎，什么都没发生……

有的时候，我们下午穿过林荫大道去塞纳河右岸，站在圣马德莱娜教堂的石柱或某家大商场的转门前——在发出一阵惊叹后，我们小心翼翼地朝旁边挪挪，哪里都不敢进去。（过了好几年后，我才敢进入卢浮宫。）有一次我们去歌剧院。罗拉自己在家笨手笨脚地缝了一件晚礼服；但是我们自惭形秽，精神紧张，感觉自己是乡下人、外国人，不是本地人，于是垂头丧气地回到拉丁区。只有在卢森堡公园附近，我才会有回家的感觉。我对那里的几条街道和房子已经非常熟悉。我喜欢在天文台周围散步，溜达到女士大街，或从解剖研究所前走过，在潮腐的秋日，透过敞开的窗户，飘出舒爽、清新的石碳酸味；在败叶铺地、污迹满街的环境下，这种消毒用的药液散发出某种文明、卫生、可以信赖的气味……我们根本不敢去剧院。我们生活在法国人中间，但是我们越来越觉得，想要结识一位法国人简直是件不可能的事；旅店老板都不跟我们搭话。我怕他们。我害怕，因为他们是陌生人，是“欧洲人”。现在我已经明白了，我之所以怕他们，是因为他们是“胜利者”，他们是另一类人，敌人，凯歌高唱的种族。在那一年里，每个法国人嘴里谈论的都是胜利。强大、好战的一代人统治政坛。就连街角卖杂货的小贩，也张口闭口就是“胜利”和“荣光”。占领鲁尔[239]，对许多法国家庭来说都感觉像是一桩私事或家事。

在一家咖啡馆里，我遇到了少年时代法语女教师克雷门汀小姐的哥哥。他是一位身材肥胖的法国律师，嘴里总是叼着烟斗，停战已经五年了，可他每天上午仍然做血腥味十足的演讲，总抱怨德国兵在战争中的伤亡太少太少。在那些年里，获胜的父辈们总喜欢在人前慷慨陈词。我感到困惑，孤单。而另一个巴黎，那个“流光溢彩的巴黎”，我什么都没看到。我所指的真正的巴黎，是从文学作品里品味到的那个宁静、温和、谦虚、含蓄、充满平民化的生活愉悦的城市。暂时，我们被放逐般地生活在一个野蛮、带着恶意的城市里。每星期我们都做出决定，必须尽快离开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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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留了下来。为什么呢？我不知道。在巴黎我没有任何“事”可做。有时我去索邦大学，但只是去那里逛一逛，听听课，我再也没有正式修学业。有的时候，我去国立图书馆翻阅杂志，我意识到，在各种日报和报刊亭里卖的那些杂志背后，有一个在从没听说过剧名的时事讽刺剧中寻求表达的、我不知道的陌生法国，那里的情况跟我通过官方途径获知的法国毫无任何相似之处。“运动”，隐在“党派生活”的背后，在杂志里面酝酿，发展。一份军事专业杂志《法国军事》以肯定的态度评价了纪德的作品。不管是大型时事讽刺剧，还是官方或半官方的信息途径，都流露和展示出某种精神；大辩论在别的什么地方进行着，在朦胧的地带，在陌生的讲坛。我不大理解它们之间的关联，只是出于本能地关注和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