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第4/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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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斯·埃里希无条件地相信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相信在欧洲至高无上的德国精神；但是与此同时，他同样无条件地相信阿司匹林的疗效，相信穿用羊毛线织成的内裤可以保护他在冬天不得感冒。我兴奋不安地跟他交往，因为像他这样误入左翼阵营的德国市民阶层男孩，我从来没有遇到过。我无法理解他的脾性、他的品位、他的倾向和他的观点。在柏林，我认识不少瑞典人、法国人、罗马尼亚人、俄罗斯人，但从来没有遇到过像这位德国年轻人那样魅力十足、令人不安的外国人。他谈话的时候思路清晰，但在清晰的思路背后迷雾重重，无措无序。他既读伏尔泰、伊拉斯谟的著作，也心怀崇拜地谈论一位名叫华德玛尔·邦塞斯[208]的德国作家鼓吹的“现代神秘主义”，他从中感觉到“建设的力量”。但是我感觉到的，只是一个蹩脚的末流作家。我们两个都读马汀·布伯[209]的传奇故事，吸引我的是作家率直、刚硬、传统的德国性，吸引他的则是犹太神秘主义的模糊性。许多年里，我们每天都在不停地交谈，几乎没有歇嘴的时候，我们的谈话硕果累累，这是由于我们永远不能让对方理解自己。我不能也不想摆脱他，因为从他的“存在”和“思想”中我嗅到了“德国人的秘密”，那是一个难以言喻的，基于语言、环境和记忆能让一个人无可救药、确凿无疑地成为德国人的综合体。就我而言，我从来不是萨克森人，不是摩尔维亚人，而是无可置疑的匈牙利人——但我综合了他们的不同特质而成为了自己。与此同时我也可以想象，假如二十年后我在北京变成了一个中国人，我也不会觉得自己滑稽或可悲。

究竟是什么样的内心，使这个年轻的德国人成为无可仿效的孤独者？我们了解的所有德国人特征都不适合用来形容他。首先，他不是“典型的秩序癖”——事实上在他的内心深处，对秩序怀着痛楚不堪的思乡之情，只是在他的生活和世界观里不能够实现而已。一个人永远不能通过文学了解世界和种族差别（那种能让人群成为种族并与众不同之物），只能通过亲历和咖啡勺了解。汉斯·埃里希对秩序的渴望，就像一头野兽渴望自由。然而，秩序显然不能像汉斯·埃里希想象的那样唾手可得；尽管他循规守矩地生活，尽管他每天上午十点到十二点准时散步（一分钟都不会多），尽管他在客房墙上钉了鞋刷袋（因为“鞋刷不能随便放在橱柜上”），尽管他在读过的书上用红铅笔做了标记（以防万一再读一遍），但是仍旧无济于事：汉斯·埃里希的内心仍纷乱无序。他的生活和工作只有一个努力目标——实现秩序，这是他圣洁的远大理想。但是他所到之处，绝大多数只是制度，从不是秩序。这个信念是他最崇高的理想：庞大的制度，完美的生活方式。一切“庞然”之物都盛大辉煌，他生活在“量的欣狂”中。但在必须当机立断的日常小事上，他却思前想后，绞尽脑汁，犹豫不决。他对一切都追求“形式”，同时又担心生活对他追求的形式难以容忍，一切全都杂乱无序，超出唯有死亡才能界定的可怜框架。

他总是手忙脚乱地捕捉细节。他本性惊人：惊人的善良，同时惊人的无助。他每天上午都来找我，置身于我所栖身的混乱中，他说无序是“我的生活方式”——我毫无目标的无序让他难以忍受，他试图在无序的背后找到形式、制度和观点——他问我晚上去哪儿。假如我跟我的律师朋友一起用晚餐，他会问我那个人住在哪儿，他的公寓什么样子，有几个房间，他住在那里多久了。听到回答之后他沉思片刻，然后又问：我们吃了什么？我们喝没喝葡萄酒，还是只喝了啤酒？谁坐在主人的右侧？他雇了几位仆人？晚饭前我们聊了些什么？随后又问：吃饭的时候聊了什么？吃完饭呢？另外，关于拉特瑙[210]我们谈了些什么？谁先提起拉特瑙的名字？我不记得了吗？我得好好想想。邀请我的那个人是不是音乐教师？这个人怎么样？多少岁？一位音乐教师挣多少钱？在城市乐团工作是否也能得到家庭补贴？音乐教育由国家统一管理或推行音乐私教，我认为哪个模式更有效？音乐教师读拉特瑙的哪本书？他是哪个政治党派的成员？他的扣眼里戴没戴像章？（汉斯·埃里希戴。）我觉得拉特瑙的财产如今都到哪儿去了？我在拉特瑙的文字里是否发现了神秘主义元素？拉特瑙的实用政治是否可行？晚饭后有没有上咖啡？墙上有没有挂知名画家的画作？我是否无条件地相信一个人的才华早晚都会实现，还是只觉得有实现的可能？在当今的社会秩序里，是不是天才也会迷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