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关于关注现实的形式模式（第3/5页）

但是，这时似乎出现了误解，通过马克思重新阅读黑格尔，跨过马克思回到黑格尔。如下这样的说法也可能是一种误会：由于异化是一种永远存在的局面，是自我同物和自然的关系，所以设法扬弃它是没有用处的，相反，应该作为一种条件接受它，因为它是一种“生存条件”。（另外，我们知道，这一说法很含糊，因为它包含有这样的遗存特性，即如果一种局面属于一种生存结构的话，消极的存在主义就会教导我们：努力去克服这种局面是没有用处的，我们的每一个消除它的行动都会将我们重新投入到这种局面之中。）

这一问题应该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谈。一方面，马克思所说的异化是政治经济学所关注的那种异化，是那种被利用的异化：私有制社会利用工人所生产的东西（所以他在为别人生产财富，劳动创造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工人生产出机器，却使另一部分人变成机器）；另一方面，是在生产关系——在利用产品之前——中形成的异化，这样的生产关系使得工人无法知道自己劳动的目的，只将劳动看作一种简单的手段，为了生存而不得不使用的手段，工人不得不从事这种劳动，在劳动中做出牺牲，在劳动中死亡，在劳动中丧失了自己（因为不仅产品，而且生产劳动本身也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别人）。

由于这两种异化都是一种社会存在的结果，所以，根据马克思的研究，可以认为，改变社会关系就可以消除这样的异化（消除这种异化成为严格的革命政治觉悟的目标）。

现在，如果改变社会关系导致人从这种桎梏下解放出来（不仅将生产的物归还给他，而且将生产劳动也还到他手上，生产劳动是为了他自己和集体，因此他能感觉到他在做什么以及自己劳动的目的），特殊的异化于物的持续紧张依然存在——正是在这里，提到黑格尔使我们的觉悟增加了一些东西，而没有消除另外的觉悟，这样的紧张之所以依然存在，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我在生产，但这仍在使我面临着被支配的威胁。这种异化确实是异化，这种异化确实可以说——如果这个词不会导致含糊的话——是一种存在结构，或者——如果同意这样说的话——是向一个主体提出的问题，在他生产出一个物体时，在他进行一项活动以使用这个物体或者只是简单地考虑这个物体时提出的问题。这种异化——任何客体化行动后随之而来的异化——就是我们在这里要谈的异化，我们认为，这一问题在自己的范畴之内区分于其他问题，是任何一个人同他周围的事物组成的世界的关系问题——尽管也可以认为，在一定的社会中，传统的异化已经被消灭，这个问题可以非常自由地、更明智地、更没有歧义地来处理，可以成为一种道义行动的目的，但也并不因此而不缺少悲剧性和迫切性。[4]

这样一来，异化就成了某种可以被清除的东西，可以通过提高觉悟和采取行动来清除，但永远不可能一劳永逸地清除。如果异化关系也是两个相爱的人之间的关系，那么每一个人就只能代表这一关系中的另一个人所赋予他的角色，他们结合在一起，就不可能再有这样的文明，在这种文明中，将生产工具集中到一起就可以在生活的辩证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完全消灭异化的危险。

很清楚，这时，这样的异化已经不再只是一种基于一定社会结构之上的个人之间的关系，而是人与人、人与物、人与机构、人与社会习俗、人与神话世界、人与语言等等之间的一系列的关系。总之，它不仅可以解释同外部局势的客观关系的形式，这种关系也会影响我们的行为，因而成为一种心理现象，而且也应该把它看作是一种心理活动的形式，常常也是生理活动的形式，这就会影响到我们的人格，进而成为一种社会联系中的外部的客观关系。异化因此将被看作这样一种现象：一方面，在一定情况下，它来自我们所属的社会集团的结构而不是我们的更内心的、但不可验证的心理活动；而另一方面，更来自我们的更内心的、但不可验证的心理活动而不是我们所属的社会集团的结构。于是，由于我们在生活，我们在劳动，我们在生产物品，我们在同其他人形成关系，因此，我们处于异化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