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第3/6页）

等我回到公共租界，已是傍晚。我相信我在房里花了一个钟头左右，重温我做的笔记，想把跟老警探会面的失望抛诸脑后。八点过后我才下楼吃晚餐，在那华丽的餐厅里，坐在我常坐的角落。我记得那天晚上我胃口不太好，我才想丢下主菜不吃，回楼上工作去，这时候侍者却送来莎拉的纸条。

此刻我把纸条拿在手上。不过是张没有格线的白纸，上头潦潦草草写着几行字，上半张已经撕去。她写下这些话，恐怕未经斟酌；上头只写着要我立刻到三四楼楼梯间的平台去见她。如今回头看这件事，跟一周前在托尼·凯瑟克先生家发生的那桩小事，两者之间的关系显而易见；也就是说，要不是我们之间发生了那件事，她可能根本不会写这张纸条。说来奇怪，侍者刚递上纸条时，我并没有多想；我在那儿多坐了一会儿，完全不明白她为什么要那样召唤我。

我得在这里说明一下，自从在鸿运宫的那个晚上之后，我又遇到她三次。其中两次有旁人在场，我们只打了个照面，几乎没说什么话。第三次也一样——在怡和洋行董事长凯瑟克先生家的晚宴——我想我们又是在公共场合，所以几乎没有交谈；然而，事后看来，我们在那里的相遇，可说是某种相当重要的转折点。

那天晚上，我到得迟了些，等我被领进凯瑟克先生宽广的花房，六十多位宾客早已在树荫下与藤蔓间的几张桌子边坐定。我看到莎拉在房中远处——塞西尔爵士没来——不过我看得出她还在找自己的座位，因此我并不打算走过去。

这种场合里，宾客们似乎都遵守上海另一个特有的习俗，那就是甜点一上——甚至还等不及好好吃完——就离开原先排定的座位，四处找人交际。毫无疑问，我心想等这一刻到了，我就可以过去跟莎拉聊聊。然而等到甜点终于上桌，我却给坐在我身边的女士缠住了，她想跟我解释中南半岛政局的细节。我才甩掉她，主人却又站出来宣布“余兴节目”的时间到了。他接着介绍第一位演出者——有位弱不禁风的女士从身后的桌位走出来，到众人面前朗诵一首有趣的诗，显然写诗的人就是她自己。

她后面又有位先生清唱了几段吉尔伯特与沙利文的轻歌剧，我推断我周遭的人，大半都是有备而来。客人一个接一个上场，有时三两成群；还有情歌清唱与讲笑话。风格总是戏谑轻浮，有时甚至还开黄腔。

接着有位高大的红脸男士——我后来得知他是汇丰银行的董事——走到众人前面，他晚宴的短外套外面还套了一件短袍。他展开手上的卷轴，读一篇从各个层面讽刺上海生活的长篇大论。几乎文章里提到的所有人事物——某些人、某些夜总会洗手间的摆设、某些官场上文山会海的轶事——我都完全没有概念，可是房里的每一个角落很快就充满了笑声。到这时候，我四处寻找莎拉的踪影，结果看到她在另一个角落里，和一群女士坐在一起，跟大家笑得一样开心。她身边的女士，显然喝了不少，放声狂笑，几近失态。

红脸先生演出差不多五分钟的时候——那时大家的兴奋似乎有增无减——他连续说了三四个极其有趣的笑话，整个房里的人几乎都放声大笑起来。正巧在这时候，我又瞥见莎拉。起初这一幕似乎与之前别无二致：莎拉在人群中，笑得快要没有力气的样子。我之所以再多看她几眼，是因为我有点意外：她来上海也不过一年，怎么就已经对上海的社交圈这般烂熟，连这些极其晦涩的笑话也能让她乐成那样。正是这个时候，正当我凝视着她思索这个问题时，我才赫然发现，她根本不是在笑；她并不是在拭着笑出来的眼泪，是我看错了，她其实是在啜泣。我又盯着她看了一会儿，简直不敢相信眼前所见。后来，众人还在大笑，我悄悄起身，穿过人群。我略微闪躲，走到她的身后，此刻我已不再有疑问。在一片欢乐中，莎拉悲不可抑地独自哭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