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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扶着刘先生走到柜子花丛下，他说：天真好啊。

天的确真好。只是他的好天和我的相差四十多年。

我在给安德烈的字条上最后一句说到我将把我所有的作品献给他。当然这得他允许我献，也得他稀罕我的作品。

我这样一个断肠人陪伴着另一个断肠人，不知需要多久，我们才会康复，去迎接下一次断肠。

刘先生指指长椅，说：燕子没有了，就有点儿热了。电灯泡你要不要吃？

我说：你呢？我去给你拿。

他说：好的。顺便看看，“美琪”演什么片子。

我一路小跑，回到房子里。去为刘先生取冰淇淋。我心想他胡乱命名的某些话，竟有些诗意。他意思是说，“雨停了”，却说成“燕子没了”。FBI给我测谎，如果我把谎言说得像刘先生这样无邪、优美，会留下怎样的真与谎的记录呢？我的成绩是不是会更理想些？……

问：你和那个叫里昂的作曲家是什么关系？

答：没什么关系。

问：你和戴维斯第一次见面，是不是在中国首都，一次圣诞晚会上？

答：在美国首都。

问：你是否参与过中国军方的情报工作？

答：谁说的？

问：答是或否。

答：否。

问：安德烈·戴维斯先生是否和你谈到他在中国的工作？

答：没有。他一般不谈把我屎都能烦出来的所谓工作。

问：那他跟你谈什么？

答：恋爱。

问：你认为他是真的爱你。

答：是的。

问：你若要他提供国家的一些机密，你认为他会答应吗？

答：不会的。

为什么？

因为我认为任何一种机密都特乏味，更别说国家机密了。

我想着刘先生把冰淇淋叫成电灯泡，换了他到我的位置上，他说不定会把“情报”命名为“热带鱼”或者“油炸臭豆腐”，或者“白郎宁手枪”、“雪芙莱轿车”、“大世界”。对于回归于浑沌的刘先生，是非不再有了，真与谎同样坦荡。

冰箱里的冰淇淋只剩了一层薄底。我赶紧跑进储藏室。这里有个小屋般的大冰柜，里面冰冻着一块蛋糕。它是刘先生和玛伦达的母亲婚礼上的蛋糕。那个蛋糕宝塔的底座被保存了下来，按说该在第一个结婚周年纪念日由夫妇和朋友们共享。是什么耽搁了这个意义深远的“共享”？是刘先生躲避了它？因为他认为这座肥厚的奶油宝塔将他镇在了里面，永世地隔开了他和他心爱的菁妹？他牺牲了自己的幸福，菁妹若是幸福了倒也罢，偏偏又是一年复一年的怨和憾，是等不及来世的相同一份无奈。

我不知在这块古董蛋糕前站了多久，直到感到浑身冷透。

我回到刘先生面前时，他已睡着了。我母亲借着我的眼睛打量着这个风烛残年的恋人，借我的手替他盖上一条毛毯，借着我的怜悯心看着他嘴唇微启，一线口涎流出来，落到肩上，藕断丝连地牵住这一头和那一头。那根口涎在太阳中闪出彩虹的七色。

我在离开那家爵士吧前还做了一件事：付清了劳拉、我、安德烈三人的消费。我一共给了经理两百块，随便他俩再添几巡酒，这个夜晚的开销该不会超出两百块。我不知道我付那笔账是什么意思，是被人款待、救助得太长久了，想反串一下角色？还是有恃无恐——反正一贫如洗之后可以到刘先生这里白手起家。那是我到美国后第一次付那么大一笔酒、饭账。在美国、慷慨一点儿也不让我好受，而这一回，它至少没让我难受。

我到了刘先生家以后只跟王阿花保持联络。她在电话上说她腹内胎儿的新动作新表情。她还告诉我海青出了一次车祸，保险公司的一大笔赔款可以支撑他们两年，他不必去给观光客画肖像了。她帮我中转所有信件。其中多数是安德烈来的。他像是什么也没发生一样，告诉我他的生活，他新听来的笑话。他说我丢在他那儿的衣服，该干洗的他都替我干洗了。他还说他第一次看见我，果真是在北京的一次圣诞晚会上。他说我那天晚上看起来很美丽、楚楚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