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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他的祝贺。安德烈说。突然又想到什么,他问:这王八蛋怎么还跟你有联系?

上礼拜四我做完测谎试验,他送我……

什么?上礼拜四,你做了测谎?

他的样子像要扇我。

我说:啊。怎么了?……

谁让你做的?!

不是说,对于你的新职位,这次测谎很重要?那个国务院安全部的家伙也说……

他们统统是王八蛋!你知不知道?这些人耍起特务流氓来,你就跟他们竖竖中指,然后告诉他们:美国法律精神是:我是无辜的,直到你证实我有罪。为什么你要配合他们?!你看上去一点儿也不愚蠢!……

他丢开我,大步朝前径自走去。

安德烈的暴怒更让我感到,在我和他之间,从他去芝加哥那天起,一个谜就开始存在。

我追上他,问:到底发生什么了?

他意识到自己的俄罗斯脾气,站下来,嘟哝着向我道歉。他说:他们的恶劣,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期。然后他看一眼表说:你的飞机马上要起飞了?

我说:嗯。

改个航班。

不行,这不是能改航班的那种机票。

那就让它作废。我给你另外买张机票。

我跟着安德烈回到他的房子。那一夜我跟他话都极少,我奇怪他没饮一滴酒。我却为自己倒了一杯红葡萄酒,说:你不要来一杯?

他笑笑说:我前两天忽然意识到,好酒不该给坏心情去糟蹋。

你现在是坏心情?

我说的是前两天。他见我还想打听,就说:等我心情彻底好转,你再跟我打听。

我记得我晕沉沉地醒来时,已是上午十点。安德烈已去上班了。我一向很惊讶他那么高大个人怎么会有那么细微的动静——他在我睡着时,轻得跟魂似的,从不惊扰我的睡眠。他在床头柜上放了半杯水和几粒维生素,一堆硬币,一把去室内游泳场的钥匙。他总是担心我出门忘带硬币,乘公共汽车或地铁或打发乞丐,都会犯难。他也总是逼迫我吃维他命,却并不用语言强迫,而是把它们搁在我跟前,水也替我倒好,意思是:看你好不好意思不吃。

我一粒一粒地吞服维他命,嗓子哽噎:此生不会再碰上比安德烈更珍视我的男人了。之后我去淋浴,洗头发。我发现安德烈这个舒适的窝可真有腐蚀力。等我从淋浴里出来,我便失去了再投入贫穷生活的气力。我照常站上电子体重器,看自己这“命一条”还剩多少斤两。

当我裹着洁白松软的毛巾浴衣,坐在餐桌边喝咖啡时,我像未来的戴维斯副大使夫人那样闲闲地翻看着报纸。报纸下有一些拆开的账单和信。一封信的字迹相当眼熟,我从它的隽永、略微的神经质上判断出来,它出自里昂的手。我赶紧展开它。

信不长,相当客气,大致内容是说他与我只存在浓厚的好感。而他真正爱的,是一个画画的女孩。他为自己那天的行为道了歉。

所有的温暖、闲适,一下全消失了。我觉得什么东西戏弄了我。我无法确定,被戏弄的感觉是不是被“好感”这个词刺激出来的。我饮完最后一口黑咖啡时,心想:那些莫名的美好感觉总算给命名了。如此将就、蹩脚的命名。

我已记不清楚在安德烈那儿呆的三天我都做了些什么。我只有一个印象,就是我在不断地熨烫衣服。躲藏在熨衣服这桩事后面,我可以好好发呆。或许,可以顶放肆地胡思乱想。

面对着四十多年前与我母亲不辞而别的刘先生,我尽情地跑神。这个四十多年前做了天涯断肠人的老人,此刻正一层层打开他情感的木乃伊,让我接近他封存的青春。他娓娓地讲述,每讲几分钟便进入一段美妙的痴呆,然后他会说:菁妹,麻烦你给我一杯梧桐树。我便去为他端一杯矿泉水,或者牛奶。我至多不会超过三次误差,就猜中他真实的意图。他有时会怀疑我是否在听他讲话,他便拉拉我的手,说,我刚才说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