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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我发现地上摆了一摞相簿，茶几上搁着一个鸡尾酒浅漏斗形的杯子，里面只剩了个酒底。这些相片簿的深处，藏着一个十八九岁的少女。我年轻的母亲。

五十年代初的一天晚上，刘先生反剪双手在我母亲住的那条弄堂里踱步。一辆军用吉普车开进弄堂。弄堂两边每个窗子都开了条缝，看那辆解放军的车里钻出始终讨他们欢喜的少女。少女虽然讲话带江北口音，但气韵却是寄宿女校好学生的。她似乎张张口便会出来一句英文或法文。他们中有很少的人知道她叫什么名字。他们从她房东的老妈子那里听到她的名字叫恬菁，姓殷。起初他们弄不清是哪个“恬”哪个“菁”，但几次有人见她从自己亭子间伸出一根竹竿。搭在上面的总是一件白布围单，腰间打褶子，肩上背两根带荷叶边背带那种洋娃娃穿的围单。她的胸前绣了个红十宇和蓝色的姓名“殷恬菁”。蓝色名字招展在早晨太阳光里，楼下的人也看得清楚。跟白围单晾在一根竹竿上有一个口罩，一顶白色小帽，一双白帆布鞋，一双白细纱长筒袜。所有物件都像殷恬菁这个蓝色名字似的，素素的很卫生。解放军吉普车如同解放这条小弄堂一样，轰轰烈烈从一户户小门前开过。

在窗子里的人们就说：解放军车子停了！解放军车子停了！过两秒钟，便又说：殷恬菁下车了！殷恬菁做了解放吉普女郎！……

人们在窗子后面应该能清清楚楚看见背着手站在路灯下的刘先生。他给吉普车让路，眼睛在金丝眼镜后面眯起，躲避着刺眼的灯光。但弄堂两侧的窗内，没一个人看见刘先生的。一旦人们认为谁不重要，可以从注意力中模糊掉，那个人便真的可以像此刻的刘先生那样被模糊掉了。刘先生蛮大一个人竟被溶解在人们广漠辽阔的无知觉里。

他在人们把侦察火力都集中在殷恬菁身上时，从西服裤袋里掏出一方洁白的手绢，佝下身来擦拭吉普车轮溅到他皮鞋上的泥水。他从稍低的位置抬脸来看少女在司机替她拉开车门后轻盈地下车，动作流畅地顺手一揣旗袍的前摆，顺着这动势直起身向司机道了谢，再顺着同一股惯性向已转身向车的另一侧绕去的司机扬了扬手，收回的手又去一撩面颊上的短发。刘先生手捏着擦皮鞋的白手帕定身在那里：她这一连串动作是流淌的波纹，中间没有一丝断裂。一个好动而动作雅致的青春躯体；她这时的好看成了一股疼痛让刘先生险些发出呻吟。

他看见她身上裹了件军用雨衣，尺码过分大，看起来她像是穿了一顶军用帐篷。假如刘先生知道邻居中有叫她“解放吉普女郎”的，他一定会认为这略带恶意的称呼很形象。她的确有了种曾经没有的气势，不是官太太的，比官太太高级许多的气势。刘先生找不出适当的词来形容这个英气勃勃的女郎。他善良懦弱的心里当然产生不出我这样的诠释：一个女仗男势的女子的气韵。我在我脑子里给我母亲下结论时，从来不给她留情面。

她开始在她那个勾针织出的镂花小包里摸索钥匙。小包里的东西太杂太碎：一个小粉盒，一管口红，一把小牛角梳，一捆织了一小截的银灰毛线衣，一个记英文单词的小本，四个用钢子弹壳做成的小笙（是李师长送她玩儿的），还有一小包松子糖。大概比这还多，但我不能—一数出来。她的手在里面翻来抄去，把零七八碎兜底抄起好几次，却找不着那把铜钥匙。

刘先生其实已经全都明白了。已经不必再去向她面对面讨实情。她才十九岁。十九岁的女孩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撒谎、在误人的事、在害人。你跟她较真儿；你为什么不干脆告诉我，你不想见我的原因是你看上了新政权的掌权人物？你为什么推三推四，害得我什么打算都不敢做，是去是留都无法决定？但她会清亮地看着你，眨动着无辜的睫毛，最多说一句：哎呀，都是我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