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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很快把我母亲送回家了,他需要一个人头脑清醒地好好想一想,做陈世美值不值,要做的话,如何去做。他对他媳妇没有任何记忆,但她最后跟在他马后面追赶他的身影,此刻在他心上一下一下地剜着。当然剜得深剜得狠的,还是我母亲静悄悄流泪的小样儿。

我感觉泪水迟迟疑疑地淌在我的面颊上。肯定不是我的泪水,肯定是我母亲在我体内的延续使眼泪勉强凑够了分量,在我说到“离乡背井”时流下来。我一直在对翰尼格教授讲我如何揭不开锅,而作为一个外国人,又没有合法打工资格,只能在中国餐馆受剥削遭压迫。我甚至眼下连受剥削都受不成了,那份菲薄的薪水和一餐免费晚餐都已被剥夺。下面就只有饥寒交迫,喝芝加哥最充足的西北风。

翰尼格教授不知道我每天文文雅雅地在受着这样一份赤贫。他这才明白,美国最穷的人不叫乞丐,叫留学生。乞丐若肯忍受些管束,守点最低纪律,满可以混成一条不错的寄生虫;他们不那么酷爱流浪和自由,在哪里有个稍稳定的住所,每月可以领一笔稳定的救济金。就是说,那个非要请我吃晚餐的流浪汉不是拿我开心,他真请得起我吃顿汉堡或热狗。他很可能吃、住不愁,有笔救济金,乞讨来的钱是第三产业。翰尼格告诉我,知道我这样的生活状况他又悲又愤,因为他曾在报纸上读到一个有关美国社会福利的报道,有一家五代的单身母亲,全是在十五岁前生了非婚子女,每月国家提供他们三层楼的宅子,共五间卧室、三个浴室,全部救济金相加是五千五百元。他瞪着褐色大眼珠:五千五百元啊!全部免税不要买任何保险,比我这样一个教了几十年书的教授工资高一倍——我工资的百分之三十五要纳税!我们纳的税有一部分就给了这样的“贫困阶级”了!

他端起我为他倒的矿泉水,牛饮一阵,这才想起他怎么跑了题。他该对我流泪这个局面做点什么才对。

他拿了张不太干净的餐巾纸,走到我面前,递给我。跟李师长递毛巾给我母亲的动作基本相仿。

我接过餐巾纸,心想它不够干净可别把我眼睛擦发炎了。

他五短地站在我面前,良久,又转到我侧面,屈下身,搂了搂我的肩膀。

这个动作是不必和他计较的,美国男人看见女人流泪,一般都是先递面巾纸,然后上来搂抱一番,同时说:会好的,一切都会好的。

翰尼格五短的手指在我肩膀上拍了拍,说:会好的,一切都会好的。

我等着他结束这套成规的安慰动作。

他却埋下脸,嘴唇在我头发上触碰一下。他等着我的反应。我一点反应也没有。碰碰头发,我如果能得到奖学金,也问题不大。他却把手移到我脸颊上来了。我想,看来九千块钱奖学金不会便宜我的。我用手抓住了那双想往我脖子去的手。这手摸摸也摸得出多五短。

翰尼格教授却以为我这双手是迎合他的。他一下把我从沙发上拎起来,然后揣进他的五短胸怀。这油可揩得大了点。

我不伤和气地挣了挣。翰尼格还是明事理的,也算老实,便放开了我。我偷偷瞥他一眼,他五十岁的脸羞臊得通红。我的估计没错,他身上还是有美国中西部农民的质朴。

我母亲这时在我心里嘀咕一句:别把事弄得太僵。她通过我对翰尼格教授微嗔地看一眼,意思是:你也忍心下手?你还嫌我不够惨?

翰尼格教授良心还是无可指摘的。他越发羞愧,低声说:我只是想安慰你……对不起,我忘了你是个东方人。我只是把你看成个晚辈,想给你些安慰和鼓励。千万别误会我。

他果真不那么难看。

我说:我不是责怪您的意思……我该向您道歉,今天有点失控。真的,请您原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