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9 贝利尼和东方（第2/4页）

伊斯兰传统反对绘画，特别是惧怕肖像画，且对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肖像画发展一无所知。这一切，意味着奥斯曼艺术家不会也不能为苏丹描绘出同样逼真的肖像。这种对人类独特特征的谨小慎微，不只体现在艺术领域。编写军事、政治编年史的奥斯曼历史学家，尽管宗教条例从无言语描述的禁令，他们也不愿意去想像或是描述苏丹的容貌、特性或是内心的复杂。1923年，现代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西化运动正在进行中，曾在巴黎生活数年的民族诗人雅哈亚·凯末尔一方面对法国艺术和文学极其熟稔，一方面对本民族文学和文化遗产的怀疑又让他备受压抑。他曾非常哀伤地说道：“如果我们有绘画和散文，我们就会成为另一个国家！”他的话，或许表达了他对那个绘画和文学所记录的失落时代的美的追怀。严格来说，即便事实并非如此——比如说，当他站在贝利尼的伟大征服者穆罕默德的“现实主义”肖像面前——他还是极为难过地认为，绘制出这张肖像的手，缺乏民族主义动机。这些话，可能引人深深的不快，即一个穆斯林作家对自身文化的深度不满。同样，他也相信，很多人都抱有一种幻想，以为去适应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的艺术品，是一件毫不费力的事。他认为，不管怎样，人们可以实现这种幻想，而且自己的灵魂不会因之改变。

在“贝利尼和东方”展及其随赠的目录中，有许多例子体现了这种幼稚的幻想。其中一幅，是选自托普卡帕宫画册里的水彩画。它被认为出自奥斯曼艺术家思南·贝格之手，且明显受到了贝利尼肖像画的启发。这幅名为“嗅玫瑰的穆罕默德二世”的水彩画，既非文艺复兴威尼斯风格的肖像画，也不是波斯—奥斯曼的古典细密画，它总是令观赏者无所适从。另一位土耳其画家舍可尔·艾哈迈德帕夏，他的绘画糅合了东方（奥斯曼－波斯细密画）和西方（欧洲风景画，特别是库尔贝［Courbet］的风景画）两种传统。约翰·伯格（John Berger）在一篇关于艾哈迈德帕夏的文章中，谈到了同样令人无所适从的感觉。尽管他感到，这不安来自于协调两种不同技法的诸多困难，例如对透视法和没影点的使用。但同时，他也体会到，世界观的协调统一才是根本的问题。在这类受贝利尼影响的奥斯曼肖像画里，惟一用以弥补拙劣手法的事物，是穆罕默德二世正在闻的那枝玫瑰花。但这令苏丹更不自在。真正让玫瑰及其芬芳达到其表现效果的因素，与其说是它的色泽，还不如说是穆罕默德二世那只醒目的奥斯曼式鼻子。如果我们知道画这幅水彩画的艺术家，事实上是生活在奥斯曼人当中的法兰克人，或者确切地说，极可能是一个意大利人，那么我们就会再次想到，文化影响是双向的，它的复杂性难以估量。

另一幅画的确是贝利尼的作品，它以超乎寻常的优雅隐喻了富有人情味的东西方故事。这在政治上是否可行，引发了学术界的争论和关注。这幅异常质朴的水彩画，和细密画差不多大小，描绘的是一名盘腿而坐的年轻男子。画中戴耳环的男子，手握钢笔，低头书写，但纸上却空无一字，因此我们无法确定他是一名画家还是抄写员。但从他那面部的表情，专注的目光及嘴唇的形状，甚至从其左手自信地护着膝盖上的纸张的模样，我可以立即看出，他正全神贯注地沉浸在工作之中。他将全部心神倾注在这张空白的纸上，完全忘掉了自己，这令我敬佩不已。我觉得他是那种能将工作（不论是绘画，或是文字）的美妙和完美置于一切之上的人。他是一位只有完全投入工作，才能够体会到极致快乐的艺术家。画家很明显对他所描绘的对象抱有同情之心，我很欣赏这点，这也让我越发欣赏这位年轻侍从的白皙面容之美，他还没有长出胡须来呢。征服者穆罕默德喜欢年轻貌美的男子，为了他们不惜冒政治风险，还命人为他们做画。第一个发现这一事实的人，是伊姆罗兹的半官方历史学家克瑞托沃勒斯，后来又有许多西方基督教编年史学家发现了这一点。从那时起，良好的容貌就是入选奥斯曼宫殿当侍从的重要因素。年轻画家的美貌，以及他专注于自己所绘事物之美的样子，再与地面及其身后墙体的简朴相结合。这一切，都赋予画面一种神秘的氛围，我每次观赏时都会有这种感觉。当然，这种神秘氛围，很大程度上也与年轻人正专心凝视的那张白纸有关。这位俊美的画家，能以如此专注之心来思索他将要描绘之物，这就意味着，那幅图像对他来说早已是成竹在胸。从他的画笔触及画纸的方式，从他的坐姿，从他严肃的表情来看，我们就知道，年轻人非常清楚他要做什么。他周围空无一物——没有静物、绘画课本、素描草图、石膏像、人体模型或者景致，来显示他心中想画之物究竟是什么。我们觉得，似乎五百二十五年前凝滞的这一刻就要结束，就在下一刻，画家就会移动画笔，他俊美的脸庞就会快乐无比地扬起，仿佛看着另外一人的画笔，在纸面游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