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 卡尔斯笔记中的雪（节选）（第2/4页）

我的另一个印象或许也是错觉：这里的生活显得有些卑微。人们也是如此：坐在咖啡馆里，或是漫步街头，我所遇到的当地人在我看来，往往比小说中的人物更为简单和质朴，后者来自卡尔斯之外。或许，是日常生活（再普通不过的日常生活）使我产生了诸如此类的印象。或许，要是在某个特殊时刻，也会有自杀或谋杀事件，就发生在我曾经半醒半睡的咖啡馆，而生活又会看似稀松平常地继续。

20世纪70年代的后五年间，卡尔斯经历了极端暴力时期。政府和情报机构用高压手腕改变了城市的历史进程。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库尔德游击队奋起于群山草莽之间。除此而外（或许正因为如此），谈论政治暴力或政治灾难被视为近乎无理的行为，近乎令人羞耻的夸夸其谈——仿佛我在说谎。是的，一个真实的谎言。

一个画家，竭尽一生光阴，最终能以最迷人的方式画出一棵树时，当他用艺术语言使这棵树复活，然后带着创造的喜悦再次回到画中，看看那棵树，此时他必定会有某种挫败感，甚至会觉得自己被出卖了……今天，我走在卡尔斯的街头，就有这种感觉。我仍将继续漫步，体味迄今为止那街道仍赋予我的深深的孤独感和隔绝感。

2月25日　星期一

我回到了团结茶室。一早我就开始在那里写东西了。一个年迈的老者试图和我攀谈。说他年迈，但实际上也许并不比我更老。他体格魁伟，头发卷曲，戴着帽子，身穿灰色夹克，看上去非常健朗，嘴里还叼着烟。

“你又回来啦，对吧？”他说。

我站起身，和他握了握手。“是的，我回来了。”我笑着说。

他取下挂在墙上的外套，我也回到了写作之中，在笔记本上涂写。他拿着外套，起身离开团结茶室，同时大声对我说：“去写吧，写写大家要向政府官员交多少苛捐杂税吧！写写官员们控制了多少卡尔斯的煤炭！”

他说这话的时候，餐厅服务生正打开炉盖，用钳子往里面加煤。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坐在卡尔斯的茶室里，打开录音机，周围的人就会开始对我倾吐他们的不满，包括煤炭价格不断上涨。这会使你明白，当我手里拿着笔记本，在茶室附近转悠时，人们是怎么看我的。很少有人知道我是作家，即便知道，他们也不清楚我只是想写在卡尔斯发生的小说而已。当我说我是记者时，他们立刻会问：“是那家报纸的？有一次我在电视上见过你。写吧，记者，写吧！”

他们从不担心我离他们太近，听到他们的谈话。一个人会说：“是的，他在写东西，他是个记者”；另一个会问：“他在写什么呢？”早上，团结茶室几乎空无一人。房间的另一边，摆着一张桌子，约莫八点开始，就开始有人围在那里打牌了。那边，有个不到四十岁的男人，总爱说自己多么幸运。另一张桌子上，两个退休男人相对而坐。他们一面聊天，一面打量着那个自诩幸运的男人。不一会儿，自诩幸运的人将视线从牌桌上挪开来，开始讲一些有关艾杰维特总理的笑料。他的谈话，总是和总理与总统间荒谬可笑的争吵有关。他一会儿说艾杰维特又要到电视上来抱怨总统了，一会儿又扬言股票就要崩盘，土耳其货币就要贬值了。这时，坐在邻桌的某人会附和几句。咖啡室里另有十二个人（我目测了一下），皆围炉而坐，离我约有三步之遥。他们看上去很疲惫，毫无生气地开着玩笑。这里满是“大清早”的氛围。“别这么做，别那么说，这可是大清早！”炉子热起来了，甜美的温暖扑到我的脸上……此时，团结茶室陷入了寂静。

门打开了，一个人走了进来，随后又跟进一个。“朋友们，早上好！”“朋友们，早上好，祝你们好牌运！”（因为另一张桌子上，游戏又开始了）。现在，是早上八点半。还有整整一个冬日要打发呢。卖馅饼的小贩走了进来：“馅饼，馅饼，馅饼！”为什么我喜欢坐在卡尔斯的茶室里，特别是这家团结茶室？馅饼小贩又来了，头上顶着盛满馅饼的托盘。我想，也许就是因为这些，这里的“大清早”才能让我很好地写作。早上，我穿过阴冷、空阔、寒风凌厉、空无一人的卡尔斯街道，总觉得自己能写出一切，并且将一气呵成。任何事物都令我兴奋不已，而我的笔尖，会将一切令我兴奋不已的事情描述。茶室墙上有一面挂历，一幅阿塔图尔克的肖像；室内还有一台电视（就在一刻钟之前，他们关闭了声音。上帝保佑，但愿在这次曾经中断的会议上，总理和总统能达成一些一致意见），百无聊赖地摇晃着的椅子，煤炉的烟囱，以及纸牌、脏兮兮的墙面和硬邦邦的地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