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 《白色城堡》之后（第3/3页）

我将小说安排在17世纪中期，不仅是因为历史原因以及那是一段生动多彩的时期，还因为在这一时期，我的书中人物可以使用奈玛和埃弗利亚·切莱比的手稿。而且，小说中还渗入了一些小片断，它们摘取自前后几个世纪中的各种游记。为了让我那乐观、好心的意大利人成为领主的奴隶（就是描述那些假药盛行，船上抓有俘虏的日子），我效仿塞万提斯，巧妙地利用了一本书，它由成为土耳其俘虏的无名西班牙人呈献给菲利普二世。W. 若缇斯拉夫男爵在塞万提斯那个年代，是奥斯曼帝国军舰上的一个奴隶，他的回忆录为我塑造囚禁中的奴隶原型树立了模本。同时，我也参考了某个西班牙旅行家游历伊斯坦布尔时所写的信函内容。四十年前，他曾游历过这座城市，记述了它被瘟疫吞没的情形（那时一个普通的疖子就能引起恐慌），还记述了许多基督教徒被驱赶至王子岛。我的小说中另有许多细节，并不是发生在它所描述的年代，而是取材于其他时代某些人的真实记述：书中伊斯坦布尔的景致、焰火，以及夜晚娱乐庆典（出自安托万·盖兰德［Antoine Galland］、蒙塔古夫人［Lady Montagu］、德·托特男爵［Baron de Tott］）；苏丹喜爱的狮子和他的狮子园（出自艾哈迈特·瑞菲克［Ahmet Refik］）；奥斯曼军队的波兰战役（出自艾哈迈特·阿卡［Ahmet Ağa］的《维也纳围攻手记》［Diary of the Siege of Vienna］）；年幼苏丹的某些梦境（出自一本《我们历史中的奇闻轶事》［Strange Events from Our History］的书，同我在祖母藏书室那里看到的科丘的作品一样，都是由诸如此类的轶事构成）；伊斯坦布尔成群的野狗；对瘟疫的小心防范（出自赫尔姆斯·K. B. 冯莫尔特克［Helmuth K.B.Von Moltke］的土耳其语信函）；还有白色城堡（出自塔杜兹·特里威廉［Tadeutz Trevanian］的《特兰西瓦尼亚游记》［Journeys in Transylvania］，配有雕版画，其中提到了城堡的纪年，以及法国作家写的一本有关欧洲人与蛮人互换身份的小说），我的小说就是得名于此。

埃弗利亚·切莱比也曾写过一本书，描述了综合建筑群中与阿德里安的贝亚泽特清真寺比邻的精神病院。在阿德里安，能听到播放给病人听的神秘音乐的人，无疑就是埃弗利亚·切莱比自己。在泥泞、多云、黯淡无奇的春季早晨，和妻子参观清真寺美丽的宣礼塔时，我只会感到极端压抑，不住地颤抖。还有那只苏丹宠爱的鹳鸟。猎人迈赫迈特所经历的、我的主人公进行阐释的梦境，很多实际上就是我自己的梦（那个背着麻袋的黑衣人）。如我的意大利主角一般，我也曾得到一套崭新的制服，哥哥非要穿，因为他的制服已被人撕成碎片。只是我的衣服颜色不是书里说的红色，而是藏青色和白色相间。在寒冷的冬季清晨，我们旅行回来，妈妈会给我们买吃的（不是甜点，而是杏仁脆饼），她总是会和小说中奴隶主的母亲一样，说着同样的话：“趁别人还没看见我们，赶紧把这吃了吧。”书中的红发侏儒与我们童年时代的经典故事《红发小孩》（The Redheaded Child）没有任何关系，也和我任何小说中曾经出现过，以及将要出现的侏儒没有丝毫关系。1972年，我曾在贝希克塔斯市场见过那个侏儒。我一度曾认为，书中的大师长年累月做实验，想做出显示祈祷时间的钟表，这种事情只是我自己早在单身时代就有的白日梦而已，但我错了。很多人其实都对这种想法感兴趣。而尤为令人吃惊的是，这种钟表至今仍未问世。我听说日本人曾沿着这种思路制造手表，但从未见过。

如今它的时代或许已经到来。东西方分歧不过是文化曾用以，而且还将继续用以对人进行分类和区分的观念之一。而这并不是《白色城堡》的主题。因为，这种分歧只是一种幻想。但倘若不是数个世纪以来，人们满怀激情地反复制造这一观念，我的小说或许也会少了很多支持该观念的丰富背景。瘟疫是检验东西分歧的试金石，这已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德·托特男爵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瘟疫不过能杀死土耳其人而已，而法兰克人则由于害怕死亡会受到更多的折磨！”在我看来，这种观点并非没有道理，甚至还会有点科学依据。它是我用来营造作品神韵的众多细节之一。它们或许会令作者记得，在写作或是推敲自己的作品之时，自己是多么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