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 《白色城堡》之后（第2/3页）

关于占星术，我在另一本书上看到过这种解释：“预言某些事情的秩序会被打乱，对于破坏事情的秩序来说，不失为良方妙策。”后来，我从奥斯曼时期最富戏剧性、作品通俗易读的历史学家奈玛那里了解到，占星家之首侯塞因大人像所有政治家一样，非常热衷此道，善用占星家的黄金定律。

我阅读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为我想写的这个故事收集所需的一切详尽背景资料。我手头的书籍，使我看到了土耳其文学中一个极受欢迎的文学主题：渴望行善助人的英雄形象！在这类书里，品德高尚、心地善良的英雄总是坚定不移地和邪恶的叛徒作斗争。从某些优秀小说中，我们会看到，正是通过邪恶的考验，主人公的性格才能发生变化。谁知道呢，我也许会沿着这同一思路写下去。但我尚未找到我主人公的“美德”源自何处，也无法探寻出，他对科学与探索的热情来自何处。后来，我决定让自己的占星师从“西方人”那里获得对科学的认知。那些从遥远国度乘船而来的奴隶，是我达成这一目的的最好人选。由此，黑格尔的“主奴关系”也发挥了作用。我认为，作品中的大师和意大利奴隶之间应当有许多方面可以互相倾诉，互相教导。为了给他们时间交谈，我安排他们在黑暗笼罩下的城市里同处一屋。这两个人之间既亲密又紧张的关系，立刻成为了本书的想像中心。我发现主人与奴隶非常相像。或许是我爱分析的那面天性起了主导作用，但这恰恰就是我让他们如此相像的理由。从那时起，我可以毫不费力就让自己沉浸于那个著名的文学主题中：孪生兄弟对调位置。

我的故事就开始以这种全新的形式上演，这或许是由于我对故事的内部逻辑没有把握，或许是由于我想像力迟钝。我当然非常熟悉E.T.A.霍夫曼（E.T.A.Hoffmann）的孪生兄弟故事。他总是对自己不满意，由于渴望成为音乐家而模仿莫扎特，甚至过分到把莫扎特的姓氏加在自己的名号上。我也读过埃德加·爱伦·坡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故事，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双重人格》（The other）。我所写的斯拉夫村落里那位患癫痫病大师的传奇故事，就得益于他们的启发。上中学的时候，生物学老师吹嘘说，他总是能够分辨出班上那一对丑陋的孪生兄弟。但在口头考试时，他们俩交换了位置，而老师却丝毫不知。我第一次看到电影《大独裁者》（The Great Dictator）中查理·卓别林模仿他人的样子时，曾非常喜欢，但后来就不了。小时候，我对连环画册上的千面人敬畏有加，他永远都在变幻身份。如果他和我换了身份，他会做什么呢？我对此感到好奇。如果和一个业余心理学家互换身份，他也许会说：“事实上，所有作家渴望的，就是变成另一个人。”在将自己转换到作品中去这一点上，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比霍夫曼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将自己完全融入《化身博士》（Dr. Jekyll and Mr. Hyde）中：白天是一个普通人，晚上却是一个作家！不论何时，我的对应自我只要与我调换了位置，他就会提醒读者，要对这双重身份负责的人，是我。

对于究竟是那个意大利奴隶还是那位奥斯曼大师写成了《白色城堡》的手稿，我自己现在都不清楚。在创作时，为了防范出现某些技术问题，我决定使用一种亲昵的笔调，那是一种我对《寂静的房子》中的历史学家法鲁克所感到的亲近。还有塞万提斯，我曾在该书的第一章和最后一章都向他表示过敬意，他曾在某些地方感受到类似的焦虑不安。为了写《堂吉诃德》，他借鉴了阿拉伯历史学家赛义德·哈米德·本·安吉利的手稿，并以文字游戏填补差异，使它成为自己的东西。那些对《寂静的房子》熟悉的人会记得，法鲁克在盖布泽档案馆找到手稿之后，就决定用大众语言对其进行加工，他可能还增加了一些从其他书上引来的内容。读者或许会认为，我同法鲁克一样，埋头于档案馆，在书架中搜罗一些布满灰尘的手稿。在这里，我有必要向读者澄清，我无意对法鲁克的行为负责。我所做的，只是引用了几个法鲁克所发现的细节。为此，我还借鉴了在写第一部小说时读到的方法、司汤达在《三部意大利编年史》（Three Italian Chronicles）中也曾使用过它：我在给法鲁克写的前言里，零零星星地加进了几处细节，这样旧手稿的发现过程就已安排妥当。这也为我之后在另一部历史小说中再次利用法鲁克（如同他祖父萨勒哈汀先生的所为）提供了方便，同时也使读者们避免看到许多无中生有的化装舞会所带来的种种偶然事端。这类化装舞会总是历史小说中最危险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