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庸之妻（第5/11页）

“后来，东京遭到了接连不断的空袭，不知怎么回事，大谷先生竟然戴着军人帽闯进店里，自行打开酒柜，拿出一瓶白兰地，大口大口地站着喝完，又像一阵风似的走掉了。从来不给钱。战争终于结束了，我们公开进了好多黑市上的酒菜，还挂上了条新门帘，开门迎客。虽说是个寒酸的小店，可为了招揽客人，一咬牙雇了一个女孩子。可没想到，那位魔鬼先生又出现了，现在他不带女人了，每次都带着两三个报社杂志的记者来。那些记者说，今后军人不吃香了，以前穷困潦倒的诗人开始受世人追捧了。大谷先生对那些记者大发奇谈怪论，嘴里不断冒出外国人的名字啦、英语啦，还谈什么哲学，听得人云山雾罩的。而且他经常冷不丁地站起身走出去，一去不复返。那些记者左等右等也不见他回来，一脸的扫兴，嘟囔着说‘那家伙去哪儿了啊，我们也差不多该回去了吧’，准备离开。我赶忙说：‘请等一下，先生总是用这一招不付账的，那么酒钱就请您几位付一下吧。’有的老老实实一起凑钱付了酒钱，也有的气呼呼地说，‘让大谷付吧，我们只靠五百元过活，哪有钱给你！’对方发火，我也不发火，说：‘不行啊，您知道大谷先生已经欠了小店多少钱吗？如果您几位能帮我向大谷先生把酒钱收一些来，我宁愿把其中的一半送给各位。’听我这么一说，那些记者都特别吃惊说，‘什么？真没想到大谷是这么个无赖，今后再也不和他出来喝酒了。我们今天身上的钱不足百元，明日一定给您送来，今天把这个先押在这儿吧。’说着那个人就豪爽地把外褂脱下来给我。世人都说记者品行不好，可和大谷先生比起来，那些记者可算是又老实又爽快了。大谷先生要是男爵的次子的话，那些记者可称得上是公爵的长子了。战争结束后，大谷先生的酒量更是有增无减，面相也变得可怕了，还经常说些以前从不说的下流笑话。有时还突然撒酒疯，殴打带来的记者，或是吵嘴推搡。不知什么时候，他还把我们店里雇的那个不到二十岁的女孩子骗到了手，真是万万没有想到，我们愁死了。可是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也只好忍气吞声，劝那个女孩不要对他抱有幻想，悄悄把她送回了父母家。我对他说：‘大谷先生，我什么也不说了，只求您以后不要再来了。’可是大谷先生却卑鄙地威胁我说：‘你们卖黑酒赚了这么多钱，还有脸跟我来这套，你们干的勾当我可知道得一清二楚呢。’第二天晚上，他又若无其事地来店里喝酒。也许是因为我们在战时卖黑酒，遭了报应，才不得不受这个怪物的欺负吧。可他今晚居然干出这等苟且之事，他还算哪门子诗人、先生啊，纯粹是个小偷，因为他偷走了我们整整五千元啊！

“由于我们现在进货也要用钱，所以平日家里最多只有五百、一千元左右的现金，说实话，每天的进账都不得不转手用于进货。今晚我们家里之所以会有五千元，是因为快过年了，我去几个老主顾家里收酒钱，才好容易收来这么多。今天晚上不赶紧用这笔钱进货的话，明年正月起我们的生意就做不下去了。这笔钱就是如此重要，我老婆在里间点清后，就把这笔钱放在柜子的抽屉里了。那个人坐在土间的餐桌前喝酒的时候大概是偷偷看见了，突然站起身冲进里间来，一声不吭地推开我老婆，打开抽屉，抓起那捆五千元票子塞进外褂口袋里。趁我们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他飞快地跳下土间逃走了。我大喊站住，和老婆一起拼命在后面追赶。我本想事到如今也顾不了许多，索性喊‘抓贼’，引来路人帮我一起抓住他，可大谷先生毕竟是老主顾了，这样做也会让人觉得咱太不顾情面了，于是我们就紧追不舍，铁了心要弄清他的住处，跟他好好谈谈，让他把那笔钱还给我们。怎么说呢，我们也是小本生意，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夫妻合力，好不容易找到了你家，强压怒火，低声下气地请他还钱，万万没想到他居然拿出刀来，说要捅了我，真是岂有此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