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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曼是典型的优秀白人学者，生长在新英格兰地区，家境优越。本人高大英俊，身材一看就是一周起码两次去健身中心锻炼出来的。他看上去性格开朗幽默，待人热情体贴，让人如沐春风。

相比之下，忍则是另一种学者形象。来自第三世界国家，清秀瘦弱，孤僻内向，说话带刺，一板一眼，偶尔说出一句话噎人半天，总让人觉得被拒之千里之外。

但是朱丽亚在内心深处对忍更有好感，也许因为忍的样子和说话方式让她想起来自己的父亲。

做刑事调查必须尽量做到百分之百客观，朱丽亚在刚开始做助理检察官的时候无数次提醒自己。但是工作几年之后，朱丽亚意识到“客观”这两个字比在法学院学到的和在律师宣誓时复杂得多。在这个古怪的国家里，作为女性法律工作者和少数族裔，有所偏向不仅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简直是理所当然的。这种偏向叫做政治立场，而不叫做不客观。虽然在任何一条招聘手册上都不会鼓励检察官有政治立场，但谁都知道，一个没有政治立场的人永远不能在法律界得到晋升。对于胸怀大志的朱丽亚来说，树立自己的政治立场是毫无疑问的，她也一直活动于华人社区和妇女社团。但在处理媒体关注的案子的时候，对自己的种族和同性采取何种态度，却并非是单纯的袒护那么简单。

让朱丽亚印象深刻的是，尹曼对乌玛的回忆是从乌玛的哭泣开始的。

“乌玛是我见过的最投入的女性数学家。”尹曼把手指支在下巴下面，浓浓的眉毛压住眼睛，带着怀念的表情说道，“我不止一次看见乌玛哭泣，都是和数学有关。我认识乌玛的时候，她正在普林斯顿读博士最后两年。那时候，乌玛已经三十五岁了。对于大多数二十多岁的博士生来说，学术研究只是工作的一部分，没有人会把它看得像生命一样重要，更何况是女性。我第一次遇见乌玛，是在她的导师菲利茨教授的办公室。当时乌玛正在和菲利茨教授讨论她的博士论文，然后她就坐在那里痛哭，哭得浑身颤抖。”

“因为什么？”鲁斯坦翻了一下当时的笔记，明知故问道。

朱丽亚注视着尹曼。他的目光专注地落在咖啡馆窗外的一棵大树上，似乎在回想乌玛当时的样子。

“乌玛的英文不好，带着很强的口音，她就那么结结巴巴的，一边哭，一边对菲利茨教授说，她为计算付出了多少心血，她对自己有多么失望，就是这样自怨自艾。后来我从菲利茨教授那里知道，乌玛选择了一个非常难的题目作为博士论文，计算陷入了死胡同。而这个难题自从被提出，已经被搁置了接近一百年。由于在一个比较孤立的领域，能交流的学者非常少，加上计算量大，所以大家都不愿意触及。乌玛在那之前，已经没日没夜计算了半年，但还是得不到想要的结果。”

尹曼回忆着当年乌玛的事情，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停了一下，他继续说道：“菲利茨教授和我说过，乌玛不是一个非常有天分的数学家，但他之所以把乌玛从马里兰大学带到普林斯顿，一方面是由于乌玛的恳求以及对她的家庭状况的同情，另一方面就是因为乌玛全身心都投入在数学上。而我和菲利茨教授一样，被乌玛感动了。她就这样成为我的恋人。”

尹曼停下来，喝了一口咖啡。

过了一会儿，朱丽亚问道：“能说说你和乌玛交往期间的事情吗？”

尹曼犹豫了一下，说：“我不确定我是否应该这样做。我现在有太太和两个孩子，我不想伤害我的家人。”

“教授，你和警方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严格保密的。我的搭档朱丽亚是有接近十年经验的检察官，而我已经在警界二十年了。我们知道如何为证人保密。当然，这是你的决定。你不是被告，我们无权强迫你回答任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