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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丽亚突然意识到自己沉默了好一会儿,迅速定了定神。

“你的导师,尹曼,是和你一起回到巴尔的摩的吗?”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教授也参加了会议,但我们都是分开行动的。”

“那么,”朱丽亚换了个话题,“在一个多月前,应该是十月份吧,一个多月以前到两个星期前,你见过乌玛么?”

忍摇摇头,没有说话。

“你对乌玛有多少了解?”

又是一阵令人尴尬的沉默。朱丽亚几乎按捺不住性子,但这只是初步的采访,她不能对证人无理,也不能给对方留下威胁的印象。

最后,忍说:“我不了解乌玛的个人生活。住在她房子里的时候,我们偶尔讨论数学问题。她以前在普林斯顿读数学博士,而我是做无线网络稳定性方面的研究的,用到很多概率论的东西,有时候她的意见对我很有启发。”

顿了一下,忍加了一句:“她是一个善良的女人。”

说完这句话,忍有点后悔。为什么要说这句话?我应该严格地只回答她问的问题。他看着朱丽亚的脸,知道影响已经造成了。让他们知道自己和乌玛的关系或许是不可避免的,现在也没有必要过多掩饰。忍担心的是这句评语会引来更多的问题。

果然,朱丽亚注视着忍,问道:“善良?可否多说说你对乌玛的看法?”

忍摇摇头,说:“我认为她是一个很不错的数学教师,愿意在学术上给我帮助,这是我能说的全部。我的工作很忙,通常都早出晚归。”

朱丽亚想了想,决定暂时放下更敏感的问题,问起了忍的学习情况。

“我上个月刚答辩了博士论文。”忍说。

“恭喜。人们都说法学院艰苦,但我很清楚读博士比法学院艰苦得多。”朱丽亚犹豫了一下,“你一九九三年就来美国了。这样算起来,似乎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读了九年博士。”

如果是鲁斯坦,肯定不会问这种问题。鲁斯坦通常不喜欢在初步调查阶段问让人尴尬的问题,除非是在警察局里的讯问。原因很简单,对方如果没有很大可能成为被告,否则警察没有权力和手段讯问可能的证人。而不讨人喜欢的问题很可能堵住通往关键证据的证人之口。但是,看着坐在面前神色冷淡的忍,朱丽亚觉得问这个问题不是坏主意。

然而,让朱丽亚失望的是,忍的表情没有任何改变,快速回答道:“是的。”

“已经找好工作了吗?经济正在复苏。”

“是的。”

“还会在巴尔的摩吗?”

“不,我明年会搬到微软研究院附近。”

朱丽亚点点头,看了一下表,站起来说:“谢谢你的合作,很抱歉在你生病的时候还打扰那么久,希望你的病情尽快好转。我们还在继续调查,可能还需要你的协助。”

走到门口的时候,朱丽亚注意到毛米跟在忍后面,笑着说道:“你把客厅布置得很不错。”她看见毛米的眼神里的困惑,于是用中文重新说了一遍。

毛米立刻笑起来,用中文说:“是凡和飘飘他们布置的。我过来的时候就是这样了。”

朱丽亚点点头,转身开门出去。如果还有机会谈话,必须把两个人分开进行。毛米看上去是个最可靠的证人。也正因为如此,朱丽亚有理由从每一个角度质问她、怀疑她,直到她说出真话。否则,陪审团会把这个女孩子嘴里说出的任何话都作为真理。

打开车门以后,朱丽亚把一直端在手里的纸杯放在车里的咖啡座上,从副驾驶座上的抽屉里拿出一只塑料袋,小心地把纸杯放进去。

虽说鲁斯坦会反对,虽然未经允许拿走李忍的纸杯是可笑的,虽然即使能证明忍的DNA和避孕套上的DNA一致,纸杯也不能作为庭上证据。但她需要了解案情的真相,需要了解谁是凶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