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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丽亚沉默了一小会儿，接着问道：“在这七个月里，你和乌玛相处得怎样？一直保持联系吗？”

“乌玛是一个不错的房东，但我搬走以后和她联系很少，几乎算没有吧。”

“你知道吗，根据我们的调查，你是乌玛的最后一个房客。”

忍不置可否地注视着朱丽亚，似乎在问：“那又怎样？”

朱丽亚无奈地说：“你还记得这是什么原因吗？让我按照顺序问一下，你当时为什么搬走？在你决定搬走以后，乌玛有没有和你谈过为什么不再继续找新的房客？”

“我不记得那时候为什么搬走了，很多年前的事情了。可能就是因为那里离学校比较远。至于找新房客的事情，我没有听乌玛提起过。”

“那你知道乌玛有些什么样的朋友吗？她有访客吗？”

忍沉思了一下，说：“我知道乌玛过去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数学系的老师。事实上，我就是听她提起这个才决定租下她的房间。她有什么样的访客我不清楚。你们调查了约翰霍普金斯的教授吗？”

朱丽亚没有直接回答，问道：“她和你说起她认识哪些教授？”

出乎意料的是，忍摇了摇头：“没有听她说起过，我也没问过。即使说起过，我也不记得了。但是——”

朱丽亚一边点头，一边用目光鼓励忍继续说下去，但是忍在那个“但是”后面戛然而止，似乎不胜疲倦地把目光落在毛米怀里的邦妮身上。邦妮迎着忍的目光，配合地喵了一声。

朱丽亚揣摩了一下忍在“但是”后面的含义，在笔记上做了一个记录，随后接着问出了她此行最主要的问题：“我们在手机公司调查过乌玛的通话记录。乌玛在死前接的最后一个电话是从你的手机打出的，但是通话记录被删除了。你能说说情况吗？”

又是一阵沉默。朱丽亚心想，这个人要么天性木讷，要么非常深思熟虑。或者两者都是。她注意到和大多数接受警察调查的证人或者罪犯相比，面前的人几乎没有任何反应。通常他们会有小动作，玩弄手指，撕餐巾纸，抚摸头发，用手指划膝盖，十指交叉，等等。但忍就坐在沙发上，两只手放在腿边的沙发上，一直没有动过。他的眼神既不急切，也没有任何慌张，除了疲惫以外，就是冷漠，当然还有嘲弄。

过了一会儿，忍说：“我和我妻子一个多月以前在超市遇见乌玛，她还认得我，所以我们简单聊了几句。我妻子一直想学德语，问乌玛可不可以教她。乌玛答应了。在那之后我们和她联系过两三次，包括你提起的那个电话。”

朱丽亚把目光转向毛米。

毛米在沙发上坐直着身体，睁着大眼睛看着忍和朱丽亚，弯弯的眉毛拧着。忍注意到朱丽亚的目光，说：“我妻子几乎不懂英语，她八月底刚到美国。”

朱丽亚突然想起了什么，问道：“你妻子八月份刚到美国？她是怎么过来的？希望这不是太私人的问题。”

忍摇摇头，平静地说：“我回中国把她接来美国。”

“你什么时候回中国的？待了多久？”

“记不清了。”忍迟疑着，似乎在努力回忆。过了一会儿，忍皱着眉毛说：“能不能问一下，这和案情相关么？”

记不得何时回国和新婚的妻子结婚？朱丽亚盯着忍，但是那双眼睛看起来很坦然，她完全摸不透对方的真实想法。朱丽亚感觉到自己开始本能地对这个计算机博士产生了不信任感。

这时毛米突然开口说：“我记得，是今年的八月十六日，忍是那一天到上海浦东机场的。我们俩一起在八月三十一号来巴尔的摩。”

朱丽亚点点头，迅速翻了一下手里的资料。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工程系楼下的公用电话号码出现记录的折线图上，清晰显示了八月下旬一段时间的缺失。朱丽亚在那两周的记录上打了一个叉，继续不动声色地问：“那么，那天你见到乌玛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