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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众不同的只是她那颗大得稍嫌夸张的头，形色暗合ENICA（注：世界上第一台电子管计算机。产地美国，重130吨，占地170平方米，每秒钟加法运算5000次）,里面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如果要到对街小铺打瓶酱油，根据地球呈球形的事实，它总会做出判断，命令身子向后转，开步走。

“四的平方十六，三加四是七，对不对？我没错吧？”

虽说上一次听她的课已经是很遥远的事了，但这一句典型人物的典型语言就足以证明一切还是老样子。

我迅速扫了眼黑板，知道结果也还是老样子——黑眼镜向上推推，露出鼻梁两端一左一右暗红色的压痕，透过眼镜的底部再看一遍“三八十四”之类的结论，然后怀疑的问：“不对吧？是不是错了？”接着就是没有同情心的“根号2”（简称“根2”）扣下铅笔盒盖儿。

根2个子很小，所以得了这个绰号。胆子和个子也般配，当众答话的时候，脸会象小姑娘一样变红，嗓子里象含了个热茄子，说不出一句清楚的整话。再加上和我一样瘦，弱弱的身子弯腰时生怕“咯吧”一声折了，所以性子顺和的女生有时打趣说“看在眼里，硌在心上”。

张老师的家里很困难，上老下小，丈夫是知识分子，在中国也就是“小姐身子，丫鬟命”的那种人。忙里忙外，却从不迟到早退，所以上课出些错误也是难免的。而每每象现在这样，根2手抬得高高的，等错一出，就向敞开的铁铅笔盒盖扣下去，扣出吓人的响声。

说实在的，我虽然不赞成这种举动，但我能够理解。很多时候，我们（至少是我）能忍耐一个人凶残、卑劣，甚至下贱，但是不能忍耐一个人的平庸。

“数学课，饴糖厂，God save me。”

我本应该埋下头来看自己的书，做自己的题，可今天我已经把书合上，不想看了。一个月总会有一两天，不想看书，不想听课，不想说话，不想吃饭，只是一味的厌厌的烦。而且今天和以前又有不同，以前想的是几个人踢一场球，碎块玻璃，出身臭汗，烦也就会和着汗流出去了，可现在想到的却是，女孩子。

我把椅子向前挪了挪，只用椅子两条后腿着地，微微地一前一后，把自己摇起来，心神渐渐摇到俱散，眼光渐渐摇到朦胧灵动，开始偷偷潜游向它想去的地方。

倒不是觉得这种行为有什么值得惭愧或有失体统，只是从小养成的一个习惯，对于自己喜爱的美好的事物，总希望它意识不到我的存在，也意识不到自己的美好。这样就能在这本已难得的美好上面加上一个更加难得的形容——真。比如小时候，蹑手蹑足走近立在翠苇上的红蜻蜓，盘腿坐在地上，盯着它，蜻蜓仿佛看了我一眼，之后就忙自己的去了，象是把我忘了。

就中学生的日常常规，学校规定了二十七条，比袁世凯签给日本的二十一条还多六条。本来这些东西是没人想记，也没人记得住的，但经胡校长抑扬顿挫的女音读出来，其中的两条便在学生中广为流传，成了典故。

“男生头发不可过发髻，女生不可留披肩发、卷发、烫发……”

“不许摸嘴红（抹口红），戴食物（饰物）……”

其二是学生们遵守最好的，大家都保证，无论什么时候都不戴面包。而关于头发的其一执行得最差，那规定说白了，就是男生要刮出透明度来，留出耳朵好听话，留出眼睛好看书，而女生呢，简单干脆一点，就是“不可留头发“。

象眼睛现在看到的，聪明的女孩子们在条文卡下的窄得不能再窄的允许范围里，象文革里提倡的“粗粮细做“一样，充分发挥了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展示出博大的想象力：原来松松散散披在肩上的，用宽宽的果绿色或是宝石蓝色的发夹拢在一起，浓浓的瀑下去。额前疏疏的半帘刘海儿，疏疏地弯着，总让人有一种想吹吹的冲动。脑后的发边，烫一个花再剪半个，让其向内微卷，凸出张红润润的脸。独编的小辩儿顺在耳边，缀在梢上一朵嵌着珠子的藕荷色小绢花……事因难能，所以可贵，在米粒上雕出几头大象是艺术，而给大象身上涂满米粒，无论如何说不上是本事。因此，她们就越发可爱了。感觉中，这头发那么优美地开在她们头上，宛如一朵朵花似的招展，在阴沉的空气里，开出某种向往。每一朵都那么美丽，那么神奇，使她们每一个都美得象天上吸风啜露的天仙，美得让人恐惧，让人不敢接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对头发就怀有一种特殊的情感，觉得它里面有一种魔幻般的吸引力，象野草、庄稼一样，具有生命，有自己的生生死死，只是寄居在人的身上，与人彼此独立。很小的时候，和妈妈、姐姐一个床睡，手总要摩搓着妈妈光滑极了的头发，才能酣然入睡。妈妈有一次无意问我为什么夜里老揪她的头发，我没回答，找了另外一个极小的理由，和妈妈莫名其妙地大闹了一场。长大了，一个人睡在一张床，开始的好几天，晚上总是睡睡醒醒，一点也不安稳。有时翻个身，手不由自主地一搓动，没有那种滑润润的感觉，眼睛睁开来，窗外星月恬静地浮在天上，好象知道自己为着什么，向着什么闪烁。和它们一个挨一个地对眼，恍惚就是一夜。后来找了块绸子，毫无用处。一个极偶然的动作里，摸着了自己的头发，之后渐渐在这种摸搓中，又能入睡了，可还是觉着没有以前酣畅，香甜，舒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