厨房政治（第4/4页）

这不是说制度不重要。事实上我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相信制度的力量，以及制度改造文化的力量，也就是更相信哑铃黑人肌肉男的力量。但是，由于制度涉及到一个实施成本的问题，我越来越接受的看法是，制度固然重要，而文化是降低制度实施成本最有效的因素。

前天晚上，我又一次以居委会大妈的身份，召集宿舍里几个经常做饭的人，开了一个会。开这个会，说实话，主要并不是因为愤怒。事实上，我早无所谓了，反正过几个月就搬走了，3月或4月还要回国一趟，现在也很少做饭，所以我还能在这个厨房做饭的次数，已经屈指可数，实在没有理由关心厨房的风景是否怡人。我开这个会，更主要的，是出于科学上的好奇心和政治上的实验感。就“科学”而言，无论从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法学、伦理学哪个角度，我都想了解这种“宁可让自己痛苦也不能让别人快乐”的心理机制到底是如何形成的。从政治上来说，我不甘心自己带着这个失败的烙印“卸任”，我想说服自己，人的自私、狭隘、不负责任是有限度的，我想修复自己对人性的信心，在“退休”之前给自己最后一次机会。

如果我甚至无法通过理性的方式说服同宿舍的几个人做饭后打扫卫生，我怎么能去说服自己相信“沟通理性”理论呢？我怎么能相信自己推崇的“协商式民主”观念呢？我怎么能够承认公共领域、公民社会在中国文化里面的可能性呢？而沟通理论、协商民主，发达的公民社会，正是我无论从学理上还是情感上向往的东西。对理性的信念，说得严重一点，是像文字、音乐、辣椒酱那样支撑我活下去的理由。

应该说，这次会议还算是一个团结、胜利、圆满的大会。自然，每个人都声称自己从来都是打扫卫生的，每个人都认为打扫卫生是应该的，每个人都宣称以后一定会好好打扫卫生。

第二天晚上走进厨房，做饭已经偃旗息鼓的厨房……依然是横尸遍野。

我不愤怒，但是恐惧。

仿佛一部恐怖片定格在最后一个幸存者一转身时惊恐的眼神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