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而温暖的死（第2/8页）

大概过了十多分钟，就在我抽完烟，准备站起来的时候，我看见了她。她正在过马路。从走路的姿态看，她很像是我以前在报社的一个同事——就是介绍我跟银行女孩认识的那个。正当我犹豫着要不要过去确认一下并打个招呼，响起了尖厉的刹车声。她被撞得几乎飘了起来。

很快就有一群人围上去。有人在高声打电话求救。我被突如其来的变故震住了。一股凉意从脚底升起，我就像被施了魔法似的，僵在长椅上无法动弹。那到底是不是她呢？只要跑过去看一眼就能知道。但我没过去。去了也无济于事，我想。是她也好，不是她也好，发生的都已经发生，这个世界不会因为我而改变自己的进程。

我在那儿坐了不知道多久。警车来了，救护车也来了，又都走了。人群瞬间散去。一切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最终，我从长椅上艰难地站起来，招手叫了辆出租车。我脑中一片空白。回到家，我照例给猫喂了猫粮，然后淋浴。淋浴后走进厨房，倒了杯矿泉水，吃了两片安眠药。

“说不定你看错了，”她站在水槽前洗碗，把洗好的碗碟递给我擦干，“她不像是过马路会被车撞到的那种人。也许只是有点儿相像的另一个人。”她朝旁边瞄我一眼。

我把擦干的碗碟摞在一起，放进橱柜。她洗了手，解掉围裙。

“要不要喝红茶？”我问。

她无声地点下头，从餐桌上的七星烟盒里抽出一支用我的银色打火机点燃。

我转身去泡了两杯红茶，打开书架上的音响，放入迈尔斯·戴维斯的《酷派的诞生》。悠扬的小号声与夜色一起注满房间。

我们在餐桌面对面坐下。我也点了一支烟。

她伸过手抚摸了一下我的脸。“别乱想了，”她微笑着说，“你是有点不一样。”

我低头喝了口温热的红茶，不知道要说什么好。我们一起听了会儿音乐。迈尔斯·戴维斯与吉尔·艾文斯1949年合作出品，西海岸爵士乐的开山之作，冷静而柔软，犹如秋日午后的落叶。我点了第二支烟。

“我和她睡过觉。”我突然没头没脑地说。话一出口，自己也吃了一惊。

“什么？”她从红茶上方扬起头，一脸的迷惑。随即像记起什么似的“哦”了一声。表情转换令人想起汽车的自动雨刷。

“你知道？”

“认识你之前就知道。”

话听上去说不通，但再想想则在情理之中。她一只手托住下巴，朝我笑笑，笑容仿佛在说“无所谓的，想说什么只管说好了”。

“她告诉你的？”我问。

她点点头，用另一只手拨弄着红茶袋用细线系住的标签。

那时我到报社刚满两年，结婚差一个月三年，差三个月过二十八岁生日。没有小孩，养了一只猫。

我在报社负责编辑两三个版面，主要是介绍新潮家用电器以及家庭装修材料。比如最新款的数码相机啦，会播放音乐的电饭煲啦，再比如防水地板、环保型涂料、可拆卸家具什么的。虽然无聊，但收入不赖。业余时间试着写小说，但总没法集中精力，被各种琐事牵扯着——就像在长途客车上看电影。

她比我早一年进报社，是专跑治安线的新闻记者。经常在半夜奔赴哪个凶杀现场，然后连夜写成新闻报道。留短发，胸部丰满，笑容简洁，一看就觉得精明能干。在那天晚上一起喝酒之前，我们的关系仅止于知道对方姓名，见面点头打个招呼而已。

那天晚上我值班——每半个月要轮到值一次夜班。凌晨两点，我在值班室登记簿上打钩，锁门离开。我按下电梯的下降键，然后看着电梯门上方的数字由1开始依次上升，到15时停留了一下，接着继续攀升，当数字变为25时，响起仿佛微波炉里三明治加热结束时“叮”的一声。过道上两盆无精打采的绿色植物似乎被惊醒过来。我跨入空无一人的电梯间，在电梯门准备关的时候按住了开门键。我听到有人大喊“电梯来了，我要挂电话了”，同时伴以沉闷的关门声和高跟鞋敲击大理石地面的笃笃声。她闪入电梯，手中握着银色的索尼手机，看到靠在角落的我时表情停顿了二分之一秒，随即换上无懈可击的礼貌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