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第3/4页）

《恋爱中的男人》为何如此成功？这个问题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说它复杂，一是因为好作品都以多义性为标志，写得越好的小说，涵义就越是丰富。好的作品全都拒绝单一和最终的阐释，全都历久弥新，常说常新。再者，文学阅读就是读者与文本的精神碰撞，同样一个文本，在跟阅历、知识、情感、趣味各不相同的读者碰撞的时候自然会迸出不同的精神火花。有的火花还会让作者本人瞠目结舌。简言之，成功的作品总让人一言难尽，伟大的作家都是“说不尽的莎士比亚”（是歌德最先喊出这不朽的口号）。说这个问题简单，是因为成功的文学作品必然是表达了千万读者的心声、引起千万读者共鸣的作品。尽管《恋爱中的男人》的主人公是伟人歌德，尽管它讲述的是年龄悬殊的老少恋，但是爱情和人性的本质依然在恋爱中的歌德所经历的天堂地狱、在歌德的爱欲引发的人性光辉和人性阴暗中若隐若现。读着歌德的故事，不论男女老少都有可能暗自感叹“这就是我！”与此同时，常识又告诉我们，深刻的文学认识有赖于高超的艺术刻画，所以说文学作品的成功与否，与其说看它“写什么”，不如说看它“怎么写”。说到底，就是看它的语言。

瓦尔泽是公认的语言大师或者说语言魔术师。他的句子大多没有长度，但多半充满深度和弯度，多半曲里拐弯、耐人寻味；他从不打引号，迫使读者在叙述者和人物之间来回奔波，左顾右盼（译文中加的几个引号是为了避免冲撞中文语法和阅读习惯的底线）；他深谙文学语言的本质，轻外延重内涵，喜欢玩内涵游戏，让读者的知识和想象接二连三地受到挑战和刺激。他的语言是思想者的语言，对于读者具有健脑益智之效。但瓦尔泽不单是思想者，他还有着丰沛而强烈的情感，还能够让丰沛而强烈的情感活跃在字里行间。从《恋爱中的男人》可以看出，瓦尔泽的语言让诗意和思辨、讽刺和忧伤水乳交融。它再次证明作家是天之骄子，是上帝的宠儿，证明文学家在语言表达方面具有两栖优势，从而优于诸子百家。这正如托马斯·曼在《死于威尼斯》中所说，“作家的福气”在于“思想能变成情感，情感能变成思想”，在于作家们既有“沸腾的思想”，又有“精确的情感”(2)。也正因如此，《恋爱中的男人》一面闪耀着思想和智慧的光芒，让读者享受思维快乐和精神保健，一面也具有情感震撼力和情感杀伤力，可以让人肝肠寸断、泪流满面。

这样的语言，翻译起来自然是无比地快乐，但是也无比地艰难。歌德在给乌尔莉克的第一封信中承认自己“也是一家公司”，因为自己有很多“手下”。这句话别人看了也许不会有什么触动，笔者却是感慨万千。歌德是伟人，当然需要别人给他打杂、垫背。瓦尔泽让歌德做老板可谓合情合理。无独有偶。托马斯·曼笔下的歌德也有老板的身影，因为《绿蒂在魏玛》中的歌德总是让别人去“卖力、开采、冶炼、积累”，自己只“等着打制金币”(3)，所以他身边的人纷纷感叹“伟人乃公众之不幸”(4)。

让笔者长吁短叹的是，像笔者这样一个区区小人物，翻译瓦尔泽的一本小说仿佛也需要成立一家公司，也需要做一回老板。这是因为： 德文理解需要请教包括瓦尔泽在内的德国人，遇到其他外文则必须求助其他语种的同行，中文表述需要高明的同胞帮着推敲（吾友沈中明功不可没），专业词汇必须跟各路神仙虚心请教，定稿之前不仅需要友人在文字上面把关，而且需要学习“妪解则录”的白居易精神。掐指一算，笔者前前后后至少动用了一个排……翻译这么点东西就动用这么多人，不知是因为自己太笨、太离不开人，还是说译者本来就不应单打独斗（马丁·路德似乎就是这种观点(5)。但不管怎样，我必须向帮助过我的一排人深深地鞠上一躬。同时我要郑重声明： 如果读者喜欢译文，那是原作和全排人员的功劳，如果什么地方让人觉得别扭、拗口乃至文理不通，责任由译者独自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