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孕产妇死亡率一分钟一名妇女（第2/5页）

她才14岁。

曙光初现时，她的求生欲望更强烈了。她明白自己唯一的希望就是离开这里。她曾听说邻村有个西方传教士，就开始往那个方向爬。一天下来，当她到传教士家门前时，已经半死不活了。被吓得目瞪口呆的传教士连忙把她抬到屋里，救活了她。再次去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时，传教士带上了玛哈苞巴，把她送进了位于城市边缘的亚的斯亚贝巴瘘管医院（Addis Ababa Fistula Hospital）。

在那里，玛哈苞巴发现有几十名同病相怜的妇女。入院后，她接受了检查，沐浴，换上新衣服，学习如何清洗自己。瘘管伤员的腿部常有伤口，那是尿酸腐蚀皮肤造成的，经常洗涤能够消除这样的疼痛。医院里的女孩穿着夹脚拖鞋到处走动，聊天时不断有尿液滴下，医院职员开玩笑说这里是“水滩城”。地板一小时要拖好几次，而女孩们全都忙着交友聊天，并不会觉得有什么丢脸的。

该医院由妇科医生凯瑟琳·哈姆林（Catherine Hamlin）经营，她是名副其实的圣人。她把大半辈子都奉献给了埃塞俄比亚的贫穷妇女，虽然历经危险又困难重重，却也改变了无数像玛哈苞巴这样年轻女性的人生。又高又瘦的凯瑟琳，头发已经花白，她平时热爱运动，热情，温柔——除了人们称她为圣人的时候。

“我热爱这份工作，”我们初次见面时她不高兴地说，“我来这里并不是因为我是圣人，或是在做什么高尚的事情。我非常享受自己的人生。我来这里，是因为我觉得上帝要我在这里。我觉得自己在做好事，在帮助这些妇女。这是非常令人满足的工作。”凯瑟琳和已故的先生雷格·哈姆林（Reg Hamlin）于1959年从祖国澳大利亚来到埃塞俄比亚做妇产科医生。在澳大利亚，他们没碰到过一起瘘管病例，但在这里却时时碰到。“这些是世界上最应该得到同情的妇女，”凯瑟琳斩钉截铁地说。“得了这种病会很自卑，她们非常孤独。麻风病或艾滋病患者都有组织帮助，但是这些女性，没人知道也没人帮助她们。”

在西方瘘管一度也很普遍。曼哈顿曾经有一家瘘管医院，就在现在的华尔道夫饭店（Waldorf-Astoria Hotel）所在地。后来随着医疗进步，这种疾病几乎消失了。在发达国家，哪还有女性会陷入四天的难产——早在难产之前，医生就会做剖宫产。

1975年，凯瑟琳和雷格成立了亚的斯亚贝巴瘘管医院。医院坐落在山丘旁，是一组美丽的白色建筑群，中间辟有绿意盎然的花园。凯瑟琳是医院负责人，住在建筑群中央的一间温馨小屋里，她打算死后与丈夫一起长眠于此。凯瑟琳主持了超过2.5万次的瘘管手术，也培训了无数医生。她技术高超，不过依然有些病患由于身体所剩的组织不足以用来修复，只能帮她们做结肠造口术，把粪便从肚子上开的洞里取出来，储存在一个小袋子里，定时丢弃。手术后的病患还需要持续看护，于是她们被安置在医院附近的一个村庄里。

玛哈苞巴就是其中之一。物理治疗后她能够再度走路了，但还得接受结肠造口术。即便如此，一恢复行动能力，凯瑟琳就让她在医院工作了。起先玛哈苞巴只是换换床单被套，或是帮助病人洗澡。但是医生们渐渐发现她聪明伶俐，又急切地想要做更多事情，就给她安排了更多任务。她学习读书写字，进步神速。她终于找到了生命的价值。今天，如果你拜访那家医院，很可能会看到玛哈苞巴——而且是穿着护士服——她如今已晋升为高级护士助手了。

修补一个瘘管，大约要花300美元，而有九成左右是能够修补的。但是得了瘘管的大部分女性都是贫穷的乡下妇女，从来没看过医生，也没接受过医疗救助。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的妇产科教授刘易斯·沃尔（L.Lewis Wall）马不停蹄地到处办活动，呼吁在西非设立瘘管医院。他估计，光是在非洲，每年就有3万～13万的瘘管新病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