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 老板(第2/3页)

在店里,黄小强很少谈及政治。一天夜里,当被问到政府时,他耸耸肩,说关于中国的政策,他可没什么关系。“江泽民很大,”他说。“而我很小。”

他注意到一本英文书的封皮上有毛泽东的照片,那是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而他读着标题。“看不懂,”他说,笑了笑。但他理解那照片;他家的墙上有毛泽东的画像。“毛泽东是我们的领袖,”他说。“在革命期间,他是个伟人,但后来……”他摇摇头。接着就是一个故事,那种故事在中国非常普遍,而对一个外国人来说,又让这个国家变得无比的陌生。

这是个短篇故事。黄的祖父是一个地主,而在1958年,在共产主义的土改期间,他被处决了。黄向我展示他们怎么毙掉他的——在后颈上——然后他笑了。但这是个很不踏实的中国式笑容,里面没一丝幽默。它只是替代了那些没说出的话。

但在中国近代史的狂流之中,1958年乃是很久以前了,这也是那些故事如此简短的另一个原因。故事讲了,又走了。

“今天所有事情都好多了,”黄小强说得很快。“在过去,你不能自由说话。一旦你说了什么,就总是担心它是资本主义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但现在不是那样了。自从邓小平做了领袖后,所有的事情都好了。生活水平高多了,我们可以做生意。我们现在跟地主一样了。”

这话引发了餐馆里一次简短的议论,有顾客跟黄争论起来。那个词儿“地主”还是有政治意义的,也许他用得有点轻佻。但这争论没持续多久;其他人意识到,他所指的乃是机会,而非剥削,而且无论如何,他们中没一个关心政治。多数人跟黄一样,乃是独立的工作者:的士司机,摆摊的,小店主。他们不属于单位,那就意味着,他们的收益,只决定于智力,努力,和运气。

单位的缺席,也意味着他们享有相当的自由。黄小强不参加任何政治集会。没有人告诉他工作多少小时,或者店里该提供什么服务。他交的收入税很少,而且跟他实际赚多少没什么关系。一个政府官员每年来一次,预估餐馆的月收入,然后黄交上10%。现在,预估值乃是一个月一千块,由是,他每月交税一百块。事实上,餐馆每个月一般收入两千到三千元,但不管怎样,税还是一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好处在于,小生意可以几乎不受约束地资本主义化,对黄的家庭来说有好处。

但另外一个特色乃是政府对没单位的人不提供保险,是以餐馆的工作时间乃是十七个小时,而黄小强想找新的路子赚钱。与此同时,他又满足于经营餐馆,对中国的政策,他既无怨意,也没有广阔的视野。而他的非单位顾客们多少也是一样。他们只是想工作,混出个好日子,而且,也许,像黄一样,跟家里人一起工作,他们的幸福就翻番了。

学生之家乃是个小天地。它没有从江东区延伸出多少,而它的中心在黄的家庭上。他两岁的儿子,黄凯,在餐馆里走出了他人生中的最初几步。他从菜单牌上认了最初的几个字,而他最喜欢的食物是抄手。在安静的时候,小孩坐在祖父母的膝盖上,看着儿童书。他的祖母,王朝淑,并不识字,但她用心背下了书,读给黄凯听。

他们没有去其他地方的欲望。“我们在这里一辈子了,”黄小强说。有时他们表现了对外面世界的兴趣——黄的父亲,黄能,常问到一张去美国的机票多少钱,要多少时间。“十五个小时!”有一次他说,非常惊异。“在飞机上有厕所吗?”

“当然有了,”他的儿媳笑道。餐馆里的另一个客人,一个小店主,说话了。“在重庆与成都间的大巴上有厕所,”他很有知识地说。“电话也有。在高速公路上,只要开四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