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夏天（第2/16页）

我的聊兴不错，于是我坐在了公园的一条长凳上。没几分钟，一个老人瞥见了我，赶紧过来。他告诉我他曾是延安红军的一个老兵，当听说我是美国人时，他微笑了。

“感谢你们在抗日战争中的帮助，”他说。这不是我第一次为我国在二战中扮演的角色而受到感谢了。重庆的的士车司机特别喜欢表达他们的谢意，而我给了老人同样的回答。

“没关系，”我说。

这时已围上了一群小小的群众，因看见外国人而感到好奇。我开始跟一个来自西安交通大学的学生聊上了，她解释说因为对中共早期的历史好奇而来此。我问她，倘若革命者失败了，将会发生什么。

“今天这里就不会有共产党，”她说。

“没有共产党会怎样呢？”

“中国会不一样。”

“怎么样？”

“这里会变得像台湾，”她说。“像美国。”

“那些地方是怎样？”

“经济更发达，但——”此时她从中文转向了笨拙的英语，因为她记起了曾学到过的一个句子——“但富人更富而穷人更穷。”

“那么新的经济政策呢——你赞同改革开放么？”

“当然了，我们所有人都赞同。”

“那么贫富差距会怎样？会不会变得更大？”

“有些人会致富，”她说，“像科学家与商人。但这是发展经济所必须的，而尽管其他人的情况会改善地慢点，但是会好起来的。”

我们又聊了几分钟。她问我多数美国人是不是不了解中国，我说是的。我没有说出的是，在这样的一个国家，你在马克思革命者的神龛洞穴前听到资本主义的经济理论，想要理解它是何等的挑战。在我走出博物馆的路上，我经过了摆卖纪念品的商铺，卖的有毛泽东像的垂饰，共产党的历史书，假玉，挂着的衣服，项链，雕塑，手镯，邮票，鼓，大米。一套香港回归的纪念币要卖320块。我经过时，小贩们对着我大叫。

那个晚上，在午夜后，警察破门而入。这是一家在火车站旁的廉价旅店，警察进来的时候，我已经睡了。

事前没有警告。我锁上了门，但警察从工作人员那儿取得了钥匙，他们进了门，拧亮了灯。当我坐起来时，已有五个警官围在我身边，我吓坏了。

“出了什么问题？出了什么问题？”我一再问道，但他们只是盯着我。“什么问题？什么问题？”他们听着，盯着，最终有一人开了口。

“我们想看看你的护照，”他说。

颤抖着，我取出我的钱腰带，把护照给他。他打开看了首页上的相片。然后他慢慢看到了第二页。那一页上除了彩色的设计花纹外，什么也没有。其他的警察也围上来看。警察又翻到第三页，也是只有彩纹而已，而他们还是一样盯着看。

我的头脑开始清醒，我也看清了这些人多么年轻——骨瘦如柴的男孩子，穿着宽大的制服。他们不好意思地看着我。我把有中国签证的那页翻给他们看，他们喜欢这个，因为能读得懂。他们翻完了剩下的页面，还了给我，微笑着。

“一切都还好么？”我问。

“是的，”一个人说。但他们还是站在那里盯着床上的我。有一阵很长的沉默。

“唔，”我说，“我累了。我想睡觉了。非常感谢。”

“谢谢，”他们一起说。他们最后长长看了我一眼，出了门。我锁好门，回去睡觉。

去榆林，并没有一个很好的原因，而且要花上十个小时。没一本导游书对它谈了多少，除了说外国人被限制住在两家很贵的旅店里。榆林是在陕西最北端的一座小城，靠近内蒙古，我是为了那儿才去的。

延安的北部变得益发荒凉，狭窄的峡谷两旁遍布住人的洞穴。路边的河流只剩了一条小溪流，在炎热中，所有的生命都以这脆弱的流水为中心：农民们在打水，女人们在洗衣，光屁股的男孩在浅浅的小池子里游泳。在河流的上方有农田，装饰以满是尘土的标语牌：控制人口数量，改善人口质量。在这种地方也有人住，就是对中国一个很大的说明，而在这种鸟不生蛋的地方也需要控制人口，则说明了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