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威尼斯冰激凌店的厨房里（第3/14页）

待在厨房里是不会受到外界打扰的，卢卡一个人躲在那些机器背后。每次冰激凌一做好，他就让我回家。他想一个人待着，而我就回家，第二天晚上又会来到店里。

我们开始聊天，聊自己知道的一切，试着把两个部分编制成一个整体：有我的记忆，也有卢卡的记忆。

“有时候我觉得你在刻意回避一些事情，”我说，“你说你记不起来了，其实是想逃避。”

“那你说我必须记得什么呢？看看你周围，看看那些瓷砖、柜子、冰激凌机器，还有端冰激凌和咖啡的盘子。”声音越说越高。看来卢卡生气了，就跟父亲一样，感觉生活背叛了自己。所有人都跟他们对着干，就连亲生哥哥也一样。“看看那些日光灯，装冰激凌的盒子。这些我都看着呢，每一天每一刻，怎么都不会忘记。”

卢卡已经有多久没享受过夏天了？他做出了多大的牺牲呢？

“我不是在厨房里、店外面，就是在泡咖啡、挖冰激凌。”

父亲刚退休的那几年，卢卡一个人得做两个人的活儿。早晚做冰激凌，一天里剩下的时间就店里店外跑个不停。母亲和索菲亚站在柜台后面，坚持了五年，最终还是回到了山里，回到了父亲身边。那时候她都快七十岁了，头发成了无花果杏仁冰激凌的颜色。下一季度莎拉就来到了店里，不过还是总缺一个人手。直到古斯配满了十六岁，不用再去学校了。

“你觉得我比你更了解他，在我看来刚好相反。”

我还记得古斯配来店里帮忙的第一天。那是六月中旬，意大利的学校放假了。古斯配背着一个双肩包，头戴一副耳机，一个人坐火车来到了荷兰。那时的他已经是个大男孩了，正直青春期，衣服上有一股火车车厢里的味道。坐了一千多公里的火车，当天晚上还得在店里帮忙。

从他的表情可以看出他一点兴致也没有，眉毛之间拱起一道悲伤的褶子。他在意大利的朋友全都闲着，享受着暖和的夜晚。天空蓝蓝的，很空旷，仿佛等待着他的漫长的白天。他得店里店外地跑来跑去，接客人的点单。这是他被剥夺的第一个夏天。

在这之前古斯配就经常在店里帮忙。小时候跟卢卡一起做过冰激凌，分离过蛋清和蛋黄，把水果磨成泥，把坚果碾碎，还发明出了一个新口味：杏子、桃子、芒果、李子外加一点橙汁，这就成了属于他自己的冰激凌。父子俩一起把冰激凌从机器里挖出来，大拇指扣着勺子柄，勺子几乎有两个古斯配那么高。后来他还擦过桌子，端盘子的样子仿佛握着卡车的方向盘。当他的个头冒出柜台，就开始跟妈妈一起挖冰激凌。一勺又一勺，还时不时吃一口彩糖。

只要兴致过去了，或者是想出去玩了，古斯配就可以离开冰激凌店。他总是飞奔到西单广场上，跟邻居男孩踢足球。奔跑的速度极快，还一边大喊着男孩们的名字，就跟要传球似的。有时候古斯配会带着十个小男孩来店里，一个个小脸通红、满头大汗。每个人都有甜筒吃，全都站在太阳下面舔着美味的冰激凌。对古斯配来说，那时候的夏天还是真正意义上的夏天。

后来古斯配就得留在店里帮忙，不可以再出去了。只见他一脸苦涩，很不高兴的样子。卢卡似乎没注意到，仍然在故意回避。

这个星期我突然看见他坐在剧院的大厅里，一开始还想着是看错了，以为是个跟古斯配很像的男孩子罢了。两人都有着同样单纯的面庞、同样的深色的长头发。然而那就是他，他是家人中第一个来到世界诗歌节现场的。我试图去看他的眼睛，可他并没有看见我，而是一直盯着舞台，南非诗人格尔特·福洛克奈尔正在台上朗诵。格尔特个子很高，胳膊健壮，作品里充满了愁绪和个人情感，跟他在咖啡馆里弹唱的歌曲很像，仿佛一个用天鹅绒般柔软的声音吟唱的海员。格尔特看着观众，宛如看着一个多年未见的女人。